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0)03-0128-09 全球化是20世纪末世界发展趋势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建构、巩固和强化国民对本国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赖以维系国家统一、提升国家内聚力，提高国家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管控风险的能力，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途径。[1]全球化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国家建构研究的重要议题，受到比较政治学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既有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采用规范理论和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考察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使得“商品、服务、金钱、人员、信息和文化的跨境流动增加”[2]，给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挑战。然而，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虽然在国家层面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性界限，但也重塑了主权性权力的现代性特征；虽然在个人层面提供了人们体验多个“自我”的可能性，但也强化了人们寻求身份归属的需求。显然，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明确了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存在削弱、强化和复杂化等三种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背景性知识。 一、全球化削弱国家认同之论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等学者基于全球化的流动性、同质性、多元性等特征，认为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打断了传统的基于领土的国家认同建构，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整体意识，使身份认同呈现出同质化、非领土化和分散化的新形式，这些新兴的身份认同会冲击甚至消解国家认同。 第一，全球化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性权力，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商品、服务、金钱、人员、信息和文化的跨境流动，深刻影响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控制。在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兴起，削弱了民族国家对生产、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控制[3]；在政治方面，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使政府不再拥有社会话语的垄断权[4]；在文化方面，无线网络的普及，使政府越来越难控制公民[5]。在此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主权性权力受跨国公司、社会组织及全球性通信网络的牵制，主权的行使范围出现了重大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塑造和维持国家认同的能力。从国家认同的需求角度来看，国家对政治实体控制力的下降，意味着弱化了民族国家在国内重新分配财富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这种冲击，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的危险，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难以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化在冲击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构成冲击；风险的全球化造成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抗拒风险方面的失效。”[6]当民族国家无法回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需求时，难免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消极影响。从塑造国家认同的权力关系来看，国家控制力及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的整合能力有所削弱。“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7]国家的“空心化”给各种次国家组织提供了拓展“空间”的可能性，地方、族群或宗教等社会身份就可能诉诸“承认政治”或“差异政治”，鼓励民众另觅替代认同。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也在此意义上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是从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废墟中涌现出了生产、消费和通讯的全球化网络，另一方面是社群又回复了原状”[8]。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身份认同，如地方认同、族群认同、宗教和社群认同等分流和消解着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全球化通过对多元身份的重塑，挑战了基于领土的国家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使社会性的成分得到了复兴……无论是从地域上讲还是从观念上讲，民族国家都已不再能把社会性局限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9]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人员的跨境流动，民族国家中出现大量多元身份的移民。例如，德国的土耳其人、英国的巴基斯坦人、美国的西班牙人和拉美人，他们通常生活在不同国家的领土之间。这些多样的族群身份超越了领土与身份之间同构原则和空间的纯粹原则，使得语言、习俗、信仰、种族等借以区分民族国家独特性的要素越来越相互渗透和影响，使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与民族国家外部“他者”的威胁性不同，内部的“他者”族群是在“污染”整个国家。[10]移民群体和外来族裔侵蚀着国家身份“内部”的统一性和真实性，社会成员对“同类”的感知变得日益混杂，对同质性国家身份的依恋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全球化构建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随着全球性的互联网社交的普及，人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远距离的和不同文化的他人进行互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他们对其他地域的认同，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认同偏好。 第三，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个人的自我意识，转变了人们构建认同的方式。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教育的普及、信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多样化，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物质性、认知性和社会性资源。随着这种客观存在性约束的消逝，人们的自主性意识也逐渐增强，诸如个人主义、自治等价值观念推动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自我价值来识别自己，而不是根据他们在特定领域群体中的地位来确定自己。人类的价值观“从集体纪律转变为个人自由，从群体整合转变为人类多样性，从国家权威转变为个人自治。”[11]王琰(Yan Wang)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rey，简称WVS)(2010-2014)的数据，也从经验上证实了全球化加强了后物质主义，并更加重视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不是民族主义与安全。[1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来自社会成员如何看待这种群体身份的价值或意义。社会成员可以同时通过性别、种族、文化等身份将自己进行归类。在这些社会身份中，国家身份依然强大，但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这些身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国家身份。劳伦·朗曼(Lauren Langman)认为里约狂欢节、美式橄榄球以及刺穿和纹身等极端身体变形，就是人们在荒诞的仪式中叙述和庆祝不同于传统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自我身份。[13]在此意义上，人们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对身份的界定不再基于既定的社会角色，而更多的是依据自己对社会角色的主观认知和地位处境。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使得个人属性如专业知识、洞察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家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14]在此意义上，身份选择的自由性所产生的个体认同的混乱，客观上削弱了国家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