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12-0044-0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经典的解释历经了一个特异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典解释特别强调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这种对中国经典之“政治性”的强调深受日本扭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对中国经典的种种误解。在种种解释之中，以东洋政治学或者东洋政治哲学的名义对中国经典进行解释的路向似乎早已淡出历史，为人们所遗忘；然而重温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种种观点及其局限，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经典思想在日本的境况仍然不无裨益。本文试图以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两位解释者——滨薰明和五来欣造为核心，对上述特异时期的特异解释进行阐释和分析。滨薰明曾自诩自己的作品为“东洋政治学之父”；而五来欣造对儒学思想的理解则构成了与滨薰明不同的另一种解释类型。 一、作为“新科学”的东洋政治学 滨薰明是天皇的崇奉者。他以元田永孚为同道，称元田在大学里开设讲授的东洋政治讲座乃是因为拜受了明治天皇的圣谕，而他因为信奉明治天皇的圣谕，所以才选择了特立独行、力排众议、建构东洋政治学的道路。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滨薰明受小林照朗之托，在立命馆大学以政治为中心讲授中国历史。昭和七年(1932年)四月，他与大东文化协会会长小川平吉一起谋划创立东洋政治学讲座。同年九月，在大东文化学院开设东洋政治学讲座，任教授。在滨薰明看来，这一讲座的开设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空前的大事件。昭和八年(1933年)正月，滨薰明在床次竹二郎的宅邸进行了演讲，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政界人士的演讲。同年六月，滨薰明的著作《东洋政治学》由立命馆大学出版部出版。昭和九年(1934年)，滨薰明进行了面对普通民众的第一次演讲。此后，他所主张的东洋政治思想开始成为日本政界的指导原理，诸学校也开始开设关于东洋政治学的讲座。昭和十三年(1938年)，新民学院东洋政治学讲座开讲的事情被当时的报纸报道。昭和十四年(1939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开设了有关东洋政治思想的课程。同年，滨薰明的《东洋政治学》一书由严松堂书店再版[1]3-4。 在《东洋政治学》一书中，滨薰明强调，他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尤其对孔子的学说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治平”，而他所提倡的东洋政治学正是这样的“治平学”。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东洋政治学并非对往昔思想进行陈列式的历史铺叙，而是将其发展为一门新的“科学”。东洋政治学并非是简单地使用西洋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将其研究对象扩展延伸到东洋的结果，也不是把东洋古代思想中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品评批判之类的东西，而是有着自己完整、独立的学问体系和哲学基础。换言之，东洋政治学是与西洋政治学、以往的东洋思想研究完全不同的一门新的“科学”。“所谓‘东洋政治学’就是对这一事情，即通过政治以完整地解决人生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新的科学。”[1]序1在滨薰明看来，东洋政治学在促成“全体性”的生成方面有其独特奥妙之处。 《东洋政治学》分为序论、本论、政策论和皇道论四个部分。 在序论中，滨薰明首先指出，他的东洋政治学就是“治平学”，即“治国平天下”之学。因为古代中国在“治平学”方面最为发达——尤其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核心问题即是治国平天下——并且这样的“治平学”到汉代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所以《东洋政治学》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说为研究对象。 在本论部分，滨薰明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平”论说分为十二种类型，分别阐述其理论特质和优缺点，并在结论部分指出，关于“治平”学的最正确的答案见于儒学。 滨薰明认为，关于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其答案可以向心外亦可以向心内寻找。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平”论说可以分为心外说和心内说两个部分，而心外说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心外人为说和心外无为说。所谓心外人为说，即强调人的作为对于达致“治平”的重要性；与之相反，心外无为说，则强调无为对于达致“治平”的重要性。 按照这种划分，滨薰明提出了心外人为说的四种类型：经济力说、武力说、法律说和言论说。(1)经济力说强调经济对于“治平”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为管仲、商鞅。在滨薰明看来，这一派学说虽然主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但其只触及了“治平”的一个侧面，先经济后道德构成了其理论的根本弱点。(2)武力说顾名思义就是主张以武力来实现天下治平的目的，代表人物为老子、为孙子、吴子、项羽等。尽管武力是平定动乱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滨薰明认为，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治平”并非真正的治平，因为武力从其根本性质来讲是与“治平”相矛盾的。(3)法律说是将天下治平之道求诸法律，代表人物为韩非。滨薰明指出，虽然法律在禁止为恶、命令从善、形成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多体现为法律制定者的意志而非一般人民的个人自由意志，因而并不能使人民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向善[1]47-51。(4)言论说涵括辩论说和论理说。辩论说如苏秦、张仪，以言辩疏清事理，贯彻意志，随机应变，合纵连横。论理说如邓析、惠施、公孙龙，追求天地间名实之理，通过正名以求达致“天下治平”。在滨薰明看来，言论说虽有益于辨清事理，但很难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真正的原理性作用。 滨薰明把心外无为说分为三个类型：社会自然说、个人自然说和小说主义。(1)社会自然说主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源于自然。因此，治平的要道在于去除人为的轻重尊卑、大小之别，返归太古之时人类的自然纯朴本性，其代表性人物如为老子，老子曾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在滨薰明看来，社会自然说虽然力图避免“人为”所造成的混乱纷争，但同时也抹杀了人的本质性特征，即“意志的自由发动性和个人的独立性”。因此，经由这样的自然无为所达到的治平并非真正的“治平”[1]67-70。(2)个人自然说在顺从自然、去除人为方面与社会自然说有相同的主张，但是其在程度上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其代表人物为庄子。经由这样的顺从自然、去除人为虽然能达致个体的自足，但是这种逍遥的个体却是与天下国家无关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达到的治平也非真正的“治平”[1]76-78。(3)小说主义也遵从万物皆自然所产、人世亦应遵从自然的想法，但强调过分放任人的自然则会造成纷乱。因此，按照滨薰明的解释，小说主义就是“小小地说”，亦即不要把自己的意见过分扩大张扬以造成纷争，其代表人物如《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周、秦、汉时代的小说家者流。小说主义虽然肯定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意志的自由发动性，但这样的个人独立和意志自由是缺乏自觉的，在现实政治中只能构造暂时性的策略而无法形成关于“治平”的真正原理[1]9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