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2-0109-08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价值选择及其时代困境 随着多元时代的来临，价值选择很少允许争议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时代进步的标志，但不同价值倾向之间的纷争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思想乃至社会混乱与动荡，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极为突出的困境。在这方面；很多思想家都有所担心。韦伯指出，既往时代维持人们价值共识的“客观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在这个被他称之为“祛魅”的世界里，人们只能依靠自身的选择来确定人生的意义与行为的价值，而这又势必使人们陷入无可回避的“诸神之争”。 而伯林则强调了我们时代价值选择困境的无可避免性。在他看来，价值多元的根本原因并非是认识上的差异而是本体论上的分野。价值与主体的选择偏好有关，不同价值间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公度”、也不可“化约”的。不仅如此，这些本质上不可公度与“化约”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会具有相互矛盾、冲突与彼此不相容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①。 思想家们的认识都很深刻，但也引发了人们内心更大的不安，把大家带到了价值相对主义的边缘。而我们知道，人类是一种对价值有高度依赖的动物，它不仅需要依靠既定的价值来维持自己的社会性存在，更需要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价值选择来引导和塑造自己的未来。因此，人们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面，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必须要去回答诸如何种政治价值更为可取，所选政治价值的可取性基础何在，如果各种政治价值间无法公度，不可“化约”，那么人们又如何避免在这个领域中滑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一类颇令人挠头的难题。 对这种不安与焦虑的回应实际上构成了政治价值问题探讨的学术前沿，很多大思想家都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一时代难题。保守主义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倡导回归古典主义对于一元真理的探求；新自由主义的领军者罗尔斯试图利用公共理性和交叠共识的方式来达至政治正义；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哈贝马斯希望在交往和商谈伦理学的基础上，通过程序正义来克服多元价值选择的纷争与困扰；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提出政治现实主义；而克劳德、盖尔斯顿等政治思想家试图将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融合；而著名的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则在伯林的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竞争的自由主义”身上。 上述这些力图克服我们时代在价值问题上所陷入困境的理论努力，都是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然而这些解决方案还远未达成一种底线性的共识，它们相互间的摩擦与对立还常常引发出激烈的意识形态论争。这种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引起争论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政治价值选择所陷入困境的深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当代政治价值选择的思考与探求依然是一个具有深度拓展空间的开放命题。 政治价值选择困境不仅仅是智识上极富魅力的挑战，而且也是深具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现代政治的创建与发展不仅需要制度的创新与转换，而且更需要制度背后政治价值体系的引导、滋养与拱卫。对此深有感触的阿克顿勋爵意味深长地指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②。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课题，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直面的。在我们看来，人们在解决这一课题中所陷入的困境，从根子上来说和英国思想大家奥克肖特所谓的“理性主义政治”或曰“意识形态政治”有关。正是因为种种解决方案都带有“意识形态政治”的印记，因而才无法突破这一困境，才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一个又一个地区与国家拖入到意识形态争端的深渊之中。由此，如何避免这类人们一次又一次重蹈的覆辙，如何去认识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所具有的独特要求与机理，如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时代难题，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试图对政治价值体系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政治价值体系调整自身之机理进行双向剖析，希望由此达成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是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方向性坐标 政治价值体系是人类所具有的超越实然束缚，探求应然世界，赋予生存世界以意义的特征在政治哲学领域里比较系统与集中的反映③。政治价值体系处于政治系统的最核心层次，是埋藏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这些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意义编码，对人类的政治生活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从表现形式角度来看，政治价值体系对超越性、应然性的揭示，往往会带有自己较为抽象、玄奥，甚至神秘化的色彩，表现为一套特定的观念系统，并以此与日常的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 然而，特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形式一定是在抽象的思想与精神层面完成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可以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日常生活。相反，一个与时代要求相贴近的政治价值体系，总是直面着由这种社会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并由是否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作为自身存在意义的衡量坐标。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④，应该看到政治价值体系在近现代以来的建构与调整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它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它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的方向与路径，都与时代日常生活这一人类的“生存条件”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都需要、也只有通过“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才能得以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海姆指出，“存在的条件不仅影响思想在历史上的发源，还构成思想产物的主要部分，并且使人们可以在思想产物的内容和形式中感到它们”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