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会是一场恶梦：一个受电子民主政体诱惑而将其选民正式用互联网络连接起来的国家，决定今后把法律交由人们自己去制定。即每个想提出自己建议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输入信息高速公路，然后在每个周末邀请所有成年公民对那些想法进行表决。比如，星期五晚上在布雷德福——或布法罗、贝济埃、波恩——的种族骚乱中，6个白人死于非命，于是互联网络忙碌起来，电子信件源源而至。第二天便出现惊人的决定：杀绝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或拉美人或阿尔及利亚人或土耳其人。 这又会是一个诱人的梦：人民选出的代表在平衡预算再度失败后终于意识到，明智的做法是让人民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把种种可能性通过电子手段展示给选民，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各种看法；而后将他们答案中的矛盾反馈给他们，以便作进一步的审查；然后再次投票。经过这样大约二三个月颇费周折的游戏，这个预算会在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情况下达到平衡。 无论是恶梦还是好梦，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会愚蠢到敢于冒做恶梦的风险，也不会自大地相信自己能在技术上管理好象第二种假设这类事。尽管如此，在科技对政治可能形成的两种极端影响之间，存在着某些值得好好开拓，极具吸引力的新领域。 90年代电子技术的巨大进步，已使民主机制很难停留在目前的蒸汽机阶段上，在过去200年里——除了在瑞士、某种意义上在当代的澳洲和美国的部分地方——民主政治意味着这样一种体制，人们在其中每隔几年投票选举少量的代表，并由这部分人在他们的任期内作出所有重大的决策。由于以下的两个原因，这种民主显然已不够了。人们会更广泛地尝试更直接的、更全面的民主：全民公决。 第一个原因在于，自伯克时代以来的很长时期里，议员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已大大缩小了。在20世纪，民主国家的大多数人与过去相比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加富裕并有更多的余暇来思考一些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总的来讲消息很灵通。首先是报刊书籍，尔后是广播、电视和现在的大规模的互联网络。他们受到大量观念、事实和数据的“狂轰滥炸”。常有人征询他们对重要事情的看法，而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也知道必须更好地关注民意测验的结果。 也许，这是为什么政治家们目前在众多的民主国家里有着不良声誉的主要原因。它不是象通常所说的，政府无法满足人们所需。一是政府在一些国家里失败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发挥着有效的功能。关键是无论在哪里，普通民众现在都处于一种更为有利的位置：检查他们的代表干了些什么，发现他们的缺点、错误以及在两性问题和经济问题上的过失；并怀疑让这群人垄断政治事务是否明智。人们不再奉献给他们的代表所曾希望以及现在也经常期望的那种顺从。 第二个要求认真看待直接民主的原因在于，它在克服20世纪后期民主的一个主要弊端，即克服民主政体在走廊议员面前的脆弱无能方面，直接民主要比议会形式更好。在相对单调的后共产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政治时代，走廊议员的力量比过去更为强大，因而民主主义者有理由为此而担忧。 从原则上讲，游说行为本身没有什么过错。任何领域的决策者应该成为被争取的和尽可能被说服的对象。但当特殊利益集团越过说服的界限，用他们的金钱收买政治家时，游说活动就走上了歧途。但在另外一种场合，当游说者面对全体选民时，行贿和收买选票则完全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金钱来贿赂每一个选民。 确实，那些腰缠万贯的宣传家即使贿赂不了大多数选民，但也能诱使他们作出不当的决定。S·贝卢斯科尼前不久在意大利就做到了这一点。那里的情况要比曾在加利福尼亚出现的类似情况更为“壮观”。不过，瑞士的记录也许能给这类担心以某种安慰。瑞士几乎把大多数重大决策都交付全民表决。瑞士人已发展出了一种能抵制金钱与廉价的情感诱惑的令人羡慕的能力。尤其是担心特殊利益集团将利用直接民主来为自己谋取扩大预算的好处，也由于瑞士不仅有一个可以接受的预算赤字，而且是一个富裕世界中公共债务较少的国家这一事实而得到缓和。除非你相信上帝偏爱瑞士人，否则就不能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说到底，瑞士人只不过有更多的实践罢了。 如果其他国家想进一步深化直接民主制。那么他们应该注意如何使其趋向于完善。有些问题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比用其他方式更具说服力。重大的宪法问题（如“你是否愿意让你国家成为欧洲联邦的一部分？）和具体的地区性决策，比起那些深奥莫测的金融措施，会更自然地进入这一范畴。对于后一类议题，即使在瑞士也相当的谨慎。要把特定提案付诸全民公决，必须要有可靠的签名表作为前提。 虽然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就能修改宪法，但违宪的东西显然是不能交付表决的。而相当频繁的表决确实也是必要的——瑞士人每年有四次投票，但最根本的是，持续的表决要比按一下按钮完成的表决要好得多。因为前一种方式能给你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电子投票是一种为选民作决策时提供更多信息的好帮手，但却不是表达选民决断的最佳方式。较好的方式应当是仔细斟酌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后，心平气和地走向投票站。 直接民主运作时应备加小心，民众被赋予的政治责任越大，就越要对他们自己的投票负责。直接民主有助于产生接近真正民治的政府，而这毕竟也是20世纪发展逻辑所揭示的方向。如果民主主义者花费了大半个世纪告诫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相信民众，他们现在能告诉民众这种信任只能每隔几年实现一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