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互动，它起始于对国家财政的研究。随着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对象、范围和方法越来越多元化。①即便如此，财政仍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是国家进行治理的基本保障，最直接地牵涉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也最为典型地展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无论是横向地观察世界各国，还是纵向地追溯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段在财政征收和支出的对象、方式和规模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对国家和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一般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而言，往往分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国家影响社会的层面，二是社会影响国家的层面。在国家影响社会的方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国家对社会实行的保护程度。在社会影响国家的方面，也可以分为两个视角来考察，即社会对国家权力施加的限制以及社会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接受程度。换个方式来说，国家和社会关系可以被简化成以下四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快速，而有些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为什么有些国家更倾向于去保护社会从而减轻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而有些国家却不倾向于这么做？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权力受到了社会的更多限制，而有些国家的权力所受社会的限制更少？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社会秩序更为稳定，而有些国家的社会秩序更加动荡？它们是所有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所面临和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这些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对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下就开始从古代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今日的中国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需要去发展经济、保护社会，同时国家的权力也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和遵循。在今日中国，国家和社会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中，受损的社会力量如何才能得到保护？在促进经济、保护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日益扩大的权力如何才能得到限制以至于不被滥用？这些都是中国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通过财政视角考察国家和社会关系，无疑能更加清晰地展示两者之间的究竟是如何交互作用，同时也会给中国政治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更为深入的启示与思考。 财政视野下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即国家促进经济和国家保护社会两个方面。在现有文献看来，国家对财政的需求是其推动经济的重要动力和条件，而援助或者资源收入等非挣得型收入不利于国家对经济的推动。同时，财政丰富与否以及财政收入的性质是决定国家是否能有效保护社会的关键因素。而财政视野下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凭借着自身的资源能够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对国家财政行为的不满会导致对政治秩序的挑战。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而言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二、财政视野下国家对社会的双重影响 (一)财政视野下的国家促进经济 经济发展历来是社会科学的讨论热点。对于第三国家的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依附论的学者是悲观的，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的欠发展是因为核心国家将之锁定在边缘位置。然而，这派理论面临的挑战是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奇迹：为什么有的边缘国家能够兴起，而有些国家继续被边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途径是回到国家本身，即考察国家对于经济的关系。国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早为许多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Polanyi)就在《大转型》中指出：通往自由市场之路，需要在中央集权和不断干预下得到持续地增强。根据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对西方市场制度的介绍中所言，即使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的创造。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进一步认为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后发展国家首先需要发展的产业资本需求量很高，需要强组织的推动，比如德国就通过银行来提供资本，而俄国由国家来承担资本供给。赫希曼(Hirschman)观察了后发展国家后认为，国家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提供资本这一职能，它还需要承担企业家的职能，需要创造最大化投资的动机。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正是与其国家的这些作用密不可分。 如果说有些边缘世界国家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国家发挥了作用，但是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发挥类似的作用呢？为什么有的国家有动机促进经济发展，而有的国家更多的是在掠夺国内社会？追着这个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殖民地遗产论，威胁感知论等。而从财政收入视角出发的这派学者提出了一个简洁的也颇具普遍性的解释。 这派观点建立在对经济学中“荷兰病”现象的反思之上。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能够帮助后进国家，因为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资本，政府也可以便利地获得财政收入和提供公共物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观点被证伪了，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经济学家提出的解释可以概括成一种现象，被冠名为“荷兰病”，指的是发现石油资源后，导致了相关的服务业、交通业等急剧发展，使得资本从工业和农业中撤出，从而有害一国的长期发展。不过“荷兰病”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假设劳动力和资本是固定的，并充分就业。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供给并非固定，而且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同时，这种观点也抽象掉了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