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政治传播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得美国传播学界青睐，进而在其后的60年间获得长足发展。在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中，对政治语言和政治象征的探讨已为学界所关注。在本文中，我们把具有语言功能的（包括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为传达某种意义而使用的媒介称之为“象征”，拟以“象征”为政治传播分析的基本单位，对“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作一较系统考察。 一、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 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史上，对政治传播行为的总体性分析还十分薄弱。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全盛期，用行为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含有语言“象征”的政治意义，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但G.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行为科学和象征理论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并运用社会行为理论，以象，征为媒介从人与社会互动角度来理解人的行为。后人把以象征为媒介的政治行为分析方法称为“政治象征理论”。不过，政治象征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分析结构也有很大不同。政治象征理论虽然也着眼于人的行为考察，但是它却不以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认为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更能体现出相互之间的作用，人们以象征为媒介相互交流，在理性和感性上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对方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主义理论是以研究人在幼儿期的经验及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的微观行为科学理论。 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自1980年以来开始关注这一理论。1981年出版的《政治行为学》一书里，首次设立了有关“政治象征理论”的章节，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梳理。[1](P290)在《政治行为学》中撰写“政治象征理论”一章的学者R.罗斯曼，作为政治象征理论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列举了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马瑞·艾德尔曼(Murray Edalman)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作为现代政治学创立者的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对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在初创期的现代政治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可能是由于利益政治分析方法和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政治象征理论的价值研究未被当时学界所重视。 下面，我们把政治象征理论的系谱分为四个时期做一考察。 萌芽期（1900年-20世纪20年代）是以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W.李普曼(Water Lippmann)为代表的“政治象征理论”初创期。在美国，这一时期正是从革新主义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谓革新主义就是改善腐败政治状况和谋求彻底民主主义的政治运动，“其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伴随着深度解析的报道和言论抨击了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与政界、商界和知识界的其它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民众觉醒——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2]这个社会变革的大时代为对政治象征功能考察和政治传媒研究提供了契机。 第一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初）是C.梅里亚姆、W.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时期。30年代，虽然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考察，但却被带入其后不久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激流时代。这一时期德国的纳粹势力开始抬头，而美国则开始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由国家进行总动员和颁布政策，对包括民主主义前提在内的以前的各项政策，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时期政府运用政治传播和政治象征手段对大众进行政治动员，处于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研究”在这一时期正式起步。梅里亚姆的政治象征研究是以纳粹势力高涨为背景来进行的。他的政治象征理论的主要著作《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 1934)的初稿写作，是于1932年在柏林滞留时期完成的。另一方面，拉斯韦尔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宣传研究中，迎来了30年代的研究成熟期，他对纳粹政权的分析十分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除拉斯韦尔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政治宣传进行了探讨。其中关于语言的政治功能研究，明显地推进了这一时期政治象征理论体系的进展。 第二期（20世纪60年代）是M.艾德尔曼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时期。60年代是美国的政治运动时代，当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许许多多批判现实的大众运动。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扩大，使美国民众更清楚地意识到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原有政治框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国家的角色和民主主义的理想状态也成为人们反思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代的社会动荡为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理解途径。艾德尔曼的研究与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主旨不同，他不是单一研究“政治性的象征符号”，他所研究的是政治本身的“象征理论”。 第三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由跨学科综合研究和传媒政治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象征研究的多样化”时期。随着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探索政治人类学和政治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动向，即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取代了政治学的研究。但是，例如柯利弗德·戈尔茨(Clifford Geertz)在《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1980》中提出剧场国家论，在现代政治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样的学理性研究确实是对象征理论视野的弥补，对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另外，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分析里根政权高超的媒体战略，也出现了带有象征理论色彩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主题是，总统对国民讲话这种政治行为是如何影响利益政治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政治象征理论分析。但是在理解动员民众的政治和利益分配的政治之间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和艾德尔曼研究的类似性。然而，在当前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利用广告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新奇冷僻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课题或许会再次被人们所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