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1-0001-11 “政治的本质在于通过一定方式产生治理社会的精英团队，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政党这种组织来产生这种团队，东亚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自律性很强的政党来改造国家和社会，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1]。因此，对政党自律特别是东亚政党自律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所谓政党自律，指的是相对于党外约束而言的政党自我约束，是政党内在的一种区别于外在强制性惩罚的行为，它不仅有利于政党目标的实现、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和维持，还推动着政党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公共利益。影响政党自律的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特定政治文化影响之下的政党自律意识；其二，在政党的组织结构方面，利于其自律实现的因素；其三，政党在内部政治过程特别是政策过程中形成的自律机制。上述3方面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如下：国家的特定政治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了政党本身及其成员的自律意识；即使处于同一政治文化氛围之下，不同的政党由于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别，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自律效果；文化和组织结构的解释难以涵盖政党自律的全部内容，还需探讨政党在内部政治过程中为成功实现政治目标并顺利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建立起来的自律机制。文章之所以选取日本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的案例进行研究，首先是因为日本作为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精英自律带动大众自律的传统精英自律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二战之后又通过一党独大的体制将这种自律传统在自民党内保存了下来[2]。其次，从战后日本的发展情况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保持执政地位方面，自民党都显露出较强的政党自律性。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文化、结构和过程3个层面对自民党的政党自律展开分析。 一、政治文化与自民党的政党自律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影响着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政治角色[3]。因此，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就必然会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且，政治文化中包含的某些自律性内容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政党自律意识的养成，继而引导政党及其成员做出一些具体的自律行为。基于此，要想很好地研究自民党的政党自律问题，首先需要对有助于培育其政党自律意识的相关政治文化进行分析。 (一)集团主义与自民党的政党自律 所谓集团主义，可将其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4]。日本人历来崇尚集团主义，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曾指出：“在不同的社会中，强调个人或强调集体的情况相对来说可能差别很大。但是，日本人同美国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非常强调集体……的倾向了”[5]。日本式集团的根基就在于其纵向的、类似于一种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迅速实现从领导人到末端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并且，纵向连接的人际关系带有直接性和浓厚的情感性，所以，在它理想地发挥机能时，其凝聚力和鼓动力远远超过了横向集团，显示出更为强大的集团能力[6]。把集团主义政治文化运用于分析自民党的政党自律意识时会发现，当其党内存在分歧时，尽管在非紧急问题上，要想实现全党意见的一致需要一些协商时间；但一旦出现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的紧急事态，政党整体居于个体之上的集团主义精神就显露出来，这种集团主义精神在增强自民党凝聚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其政党自律。 (二)等级观念与自民党的政党自律 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家庭中的伦理道德原则扩大为治国的政治原则，通过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家族化，促使家族和社会组织政治化，以保证集权与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7]。由于日本的家庭成员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并且这种等级观念逐渐扩展到家庭以外的其他领域。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指出，“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8]；美国历史学家赖肖尔也认为“日本人十分强调等级观念……日本人认为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是天经地义的”[5]167。日本人的等级观念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9]。这样的等级关系常见于政坛中，以自民党为例，有人把其内部的派阀看作是典型日本等级关系的政治翻版，在这一等级关系中，一方面，派阀的内部关系以资历为基础，按资历晋升的规则不仅使得派阀成员对于他们什么时候会晋升到较高职位相当确信[10]，也促使派阀成员产生一种政党归属感；另一方面，派阀的领袖如同长者而其追随者如同下级，他们之间是一种庇护与忠诚的关系，这就促使不同等级的派阀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忠诚感。也就是说，等级观念的政治文化在增强自民党成员的归属感和忠诚感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政党自律。 (三)“间人主义”与自民党的政党自律 “间人主义”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提出的，他用“间人”指称日本的“人的系统”，强调“间人主义”是日本人的特性，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身份之一[6]116。滨口惠俊认为，间人主义有3个特性：首先是相互依赖主义，即“人在世上情最重”，相互依赖才是人的本来状态；其次是相互信赖主义，即相信“只要我这么做了，对方一定也会给予回报”；最后是把人际关系视为目的和本质，比起利用人际关系来达成某种目的，延续这种人际关系显得更为重要[11]77-80。在“间人主义”的背景下，日本人形成了“报”的观念和强烈的“耻感意识”。“报”的观念是人与人交涉的基础，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没有一种对方会背叛自己的警惕性，他们确信自己的行动一定会得到对方正当的报答[11]80-82。“耻感意识”则意味着必须关注世间的眼睛和评价，采取与各自地位、各自所置身状况相适宜的行动。以自民党为例，“报”的观念使得自民党的权力掌握者重视满足支持自己的选民的需求，以此作为对自身当选的报答，而选民也相信自民党会给予自己政策上的“回报”，这就有利于自民党不断巩固并长期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耻感意识”则促使自民党内的精英阶层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耻于从大众那里获取过多的财富，二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形成了政经合一的寡头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非但没有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反而实现了社会公平的奇迹，其与自民党的“耻感意识”不无关联。“报”的观念和“耻感意识”在增强自民党的回报意识、提高自民党自身约束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其政党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