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探研

       联邦德国的“极右派政党”主要是指那些坚持并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工作和竞选活动，秘密地或公开地传播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族民主义、复仇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义政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形色色的极右派政治团体和政党就在联邦德国大量涌现①，虽然规模不大，活动范围有限，在联邦德国政党谱系中仅处边缘地位，但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现实，有着比较牢固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根基。个别极右派政党还曾在多个州和城市议会选举中赢得5％以上的选票②，成为“选举政党”，制造了形形色色的“极右场景”，甚至是掀起某种“极右运动”，对现行政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

       对于联邦德国的极右派政党，国内仅有少量新闻报道，严谨翔实的专门研究长期阙如。中国学者在考察和论述联邦德国的政党政治时，往往只注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在联邦议会中占有较多席位、先后参与执政的政党及其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对于活跃于民间和社会上的众多小党，特别是极右派政党，则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这种做法很是片面，既不能揭示联邦德国政党政治的全貌，也无法深入精微，触及其核心问题。本文试以“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为例，对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的历史和现状作一初步考察，丰富和加深国人对联邦德国政党政治的认识。

       一、创建和竞选

       德国民族民主党是于1964年11月28日在汉诺威成立的，主要由“德意志国家党”(Deutsche Reichspartei)、“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全德意志党”(Gesamtdeutsche Partei)、“德意志民族族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和“祖国联盟”(Vaterlndische Union)等民族保守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中的民族自由主义一翼组成，其创始人包括阿道夫·冯·塔登(Adolf von Thadden)、弗里德里希·蒂伦(Friedrich Thielen)、威廉·古特曼(Wilhelm Gutmann)和海因里希·法斯本德(Heinrich Fassbender)等右派和极右派政治家，而其成立的目的则是效仿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哈茨堡阵线”(Harzburger Front)，联合联邦德国所有右翼势力，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政党，以便在各级议会选举中赢得竞选成功。因为有4位原属德意志党的不来梅州议会议员参加了建党活动，所以德国民族民主党甫一成立就在联邦德国的一个州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了；不来梅州议会议员弗里德里希·蒂伦还当选为德国民族民主党首位联邦主席。

       1965年，德国民族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2.0％的选票，尽管算不上“成功”，但就一个新建的极右派政党来说，这样的竞选结果已经是相当可观了。1966年，德国民族民主党在黑森和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跨越5％选票障碍，成功进入了这两个州的议会。1967年，德国民族民主党又在不来梅、莱茵兰—普法尔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诸州的议会中赢得了席位③。这个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极右派本质，因为其联邦主席弗里德里希·蒂伦尚属资产阶级政治家，党的路线方针也较为温和，貌似一个“民主的政党”。1967年5月9日，蒂伦辞职，不久又宣布退党，阿道夫·冯·塔登继任党主席职务，并且主持制定了一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党纲，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极右派性质开始彰显，但其路线依然比较保守。

       在1968年4月28日巴登—符滕姆贝格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民族民主党获得9.8％的选票，取得了该党在联邦德国跨地区选举中的最大成功④。此时，德国民族民主党已在联邦德国7个州的州议会中拥有61名议员，党员人数也从1964年的13700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00人和1969年的28000人⑤。然而，在1969年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民族民主党仅获得4.3％的选票，无缘进入联邦议会。而为竞选耗费的巨大资金又使它背上了高达180万马克的债务。这不啻一记沉重打击，致使党内派系和路线之争日趋激烈。有人继续坚持比较温和的立场观点；有人则视暴力为政治的工具，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还有不少“明智成员”干脆宣布退党和脱党。德国民族民主党一度陷入了“无法领导的状态”⑥。后来，保守派略占上风，他们在1970年发布《维尔特海默宣言》(Wertheimer Manifest)，宣称“德国民族民主党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党”⑦。为了对抗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和社会改革措施，他们也极力向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和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示好，甘做其右翼代表。

       1971年，在霍尔茨明登德国民族民主党全国党代会上，马丁·慕斯格努(Martin Mugnug)取代塔登成为新一任联邦主席，但未彻底改变较温和的路线。为了不影响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登—符滕姆贝格州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德国民族民主党甚至放弃了1972年的竞选。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联盟党日趋右倾，并且赢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之后，德国民族民主党显得有些多余了。1972年，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民族民主党仅获得0.6％的选票，再遭惨败，党内分裂局面进一步加剧。一些主张武装斗争的极右派行动主义者开始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施加更大压力，一些老党员则转入了崇尚民族民粹主义的“德意志族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⑧。党员数量从1971年的18300人下降到1972年的14500人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