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治布局与经济布局不是严格一致的，一方面，制度自身没有两者一致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自发地产生了与政治格局不一致的倾向，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非对称。 一 我国的政治分布与经济分布的不对称表现为政治的单一中心与经济的多中心的矛盾。在政治上，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下一个层次是各个省级政府的所在地城市和直辖市，它们是省级范围的政治中心；再下一个层次是省辖市，其下属是县。全国范围内，政治中心只有一个；首都北京，但没有唯一的经济中心。北京只是在经济管理的意义上处于中心地位。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全国中心，即只是那些管理经济的全国性机构设置在北京，但并非重要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北京。地理学意义上的首位城市是上海，我国的经济中心有多个，分布在若干个经济区域内：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武汉、西安……，每个经济区域均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城市，有的中心明确，比如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无可争辩；有的地区中则有一个以上经济中心城市，比如环渤海地区则有天津、北京、大连等多个经济中心。在全国的层次上，不存在与政治中心相对应的、唯一的经济中心；在省一级上，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则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每个省（自治区）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城市，即省会所在地，行政区的经济中心一般是省会城市。“中国的省区，绝大多数都只有一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由这个中心城市建立与外部的联系。省区内的其他二级或三级城市或乡镇都按照自己的级别，一级一级地逐渐与这个城市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省区的这个最大的中心城市，通常就是这个省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1]有些省区有一个以上经济中心，但省会城市肯定包括在内，而且通常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中心。我国省级行政中心除呼和浩特和济南等是第二位城市之外，绝大多数是省内的首位城市。 我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为政治上全国受北京一个中心的领导，经济上则是若干个中心城市在起带动作用。我国经济上的多中心状态使得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具备了发生的条件，如果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加大，某些地方的离心倾向就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分布与经济分布的这种不对称导致我国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结构张力。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注：严格地讲，我国已不是单一制国家，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与国内并不相同，我国已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国家。但香港和澳门仅是个例外，它们位于大陆之外，且均为弹丸之地，并没有影响大陆的政治制度的单一制状态。更为重要的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并非为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为了收回领土。）原则上地方并不存在独立的政治利益，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则导致地方的经济利益逐渐凸现。从经济利益要求相应的政治保证这种自发倾向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特定的阶段上极可能带来政治问题，当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自经济的政治要求会相当迫切，以至于可能成为那个时期政治的主题之一。 各省在中央资源分配过程中制度化的影响渠道是它们在中央的代表，在几大权力机关，如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人大全会、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及常委会等组织的地方代表，他们在中央的决策过程中有发言权。在国务院系统的决策中，各部的影响大于各省，主要原因是在计划体制以来形成的中央决策体制下，各部有制度化的渠道影响和参与中央决策，而地方政府则没有。为了及时地了解并参与中央的决策，各省在北京均设有办事处，其一个重要的职能是掌握中央及各部的动态，及时反映到本地的政府。只要需要，地方领导人随时准备进京。实际上除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以外，地方领导人往往不定期地到北京，以各种方式为本省争取尽量多的利益，这种行为方式被戏称为“跑部钱进”。在这个“游说”过程中，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往往会发生作用，老乡、同学、老同事、老部下关系，中央领导人的故乡、或曾战斗过的、工作过的地方，老革命根据地等等，都是可利用的政治资源。市场化改革以后，尽管中央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减少，但中央掌握一部分资源的情况没有改变，所以地方在中央的游说活动仍然存在。 国际组织和外交使团也都驻扎在北京，在北京与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接触的机会多于外地；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也多于外地。这使得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更容易向全国外传播。加上我国主要的媒体的总部均设在北京，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期刊、杂志。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其被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远大于外地。为了使得事情传播得更广和影响更大，许多外地的当事人倾向于把事情闹到北京去，所以北京成为政治性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由于北京同时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有众多名胜古迹，国内国外的游人慕名而来，北京经常性的有大量的外地和外国的游客，使得任何事件发生在北京，其影响都是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北京还是我国的经济管理中心，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机构，如果频频发生政治事件，必然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政治资源的过于集中，使北京始终处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既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给北京的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为此适当分散首都的城市功能，把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经济功能分开。功能分化，并且相对单一以后，有利于作为一个城市的首都的安全和稳定。理论上讲，作为首都，北京的主要职能定位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分别设在其他城市，比较合理。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北京存留的历史遗迹这是不可移动的，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是无法迁移的。北京在历史上长期作为首都，其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十分难以改变。由于北京多年来同时也承担重要的经济职能，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北京城区迅速扩张，人口很膨胀，几大功能叠加在一起，使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不堪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