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价值的取向与文化交流的前提 对于深深打上了基督教烙印、但同时也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西方进步思想的特定传统而言，本文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无疑是代表了这样一种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那些“伟大的描述终结以后”（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后现代知识报告》格拉茨和维也纳出版社，1986年版。）一再被置疑，并且部分内容已经变得有些过时，但我仍然愿意坚持这一传统，因为它蕴含着某种至少在我看来对人类的未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启示意义。该传统的内核在黑格尔的“绝对命令”中也有体现，即“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注：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导论》，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美国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0页。）尽管马克思称这一命令是对宗教批判的顶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视为人对于人而言乃最本质的一种要求，然而我们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基督教核心伦理的一种反映。 能清醒意识到自身处境的人懂得，他所信奉的东西或许根本无法移植到其他情境或语境中去。（注：克里什纳·普拉卡什—古普塔：《政府形式和社会空间的地位：再论中国与印度就国家与市民社会展开的讨论》，载《东亚问题研究杂志》中的“中国报道”，1995年第3l期，第3、307～329页，作者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中详细论述了“市民社会”纲领应用于印度和中国的可能性。）欧洲人知道，他们认定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因为我们今天视之为现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较晚近才产生的，是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学习过程之后才获得的一种产物。因此，如果将不同的文化作为一成不变的、相互隔绝的体系对立起来，无异于对历史的遗忘。相反，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社会经济转变和政治冲突折射出的欧洲以外的各种文化也陷入同其自身的矛盾冲突中，它们互相区别开来并形成自我强化能力。（注：迪特尔·森哈斯：《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与变化形式》，载《政治与当代史》，2002年第12期，第6～9页。）因此，开放性对话能够克服分歧，促成学习过程的开展，并且有助于所有参与者更好、更深入地认识真正的事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共识，哪怕这些共同性只是某种对话的规则而已，毕竟为了能够进行这样一种对话，大家都有意无意地遵守这些规则。此外，这也已经暗示了一种对于市民社会这一课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即交往互动和特定行为规则的样式可能与实质性的思维共识一样，具有强烈的制约和整合作用。思维差异越大，自由的、相互尊重的交往风格就越加重要，因为从简单的礼仪规则开始，我们能够逐渐实现相互之间应有的真诚的尊重。 二 现代化的相对性与现代认同的散落 在具体阐述之前，首先必须澄清“现代化”的含义。人类社会没有为任何一种社会规定出同样的发展模型。20世纪6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还曾假设有一种普遍性的模式，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把某些社会称为“发达的”，而将其他一些社会视做“落后的”或者“欠发达的”。现在，人们不再认为某些社会因较先发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向他人展示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注：例如瓦特—怀特曼·罗斯托夫的观点，参见《经济增长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替代性选择》，哥廷根瓦登赫克和卢普莱希特出版社，1967年版。）而是认为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现代化进程，这些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完成自身现代化的情境。因此，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的是各种本质各异的现代化的交织，（注：参见斯特菲·里希特：《东亚的现代化》序言，载斯特菲·里希特：《东亚的现代化》，莱比锡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这些现代化的内部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将这些现代化的互动描述成多种文化构成的一个网络（注：内斯特尔·加亚西—坎克里尼著：《杂交文化：准备进入和离开现代化的战略》，墨西哥城加里亚尔博出版社，1990年版。）或许是最为恰当的。这就引出下述问题，即为什么所有这些不同的进程依然被称为“现代化进程”？它们的共性首先是存在于形式上的，但在笔者看来，从系统论入手对其进行理解则更为容易。 迄今为止，居于主导地位的分散化和等级式治理形式越来越失去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使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和人群都无法像从前一样不受其他地区、国家和人群的影响。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等级制度显然无法将现代社会团结在一起，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今天，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功能性治理的形式。（注：此处各种系统论思路的详尽阐述可参阅：尼克拉斯·鲁曼著：《社会系统：普遍性理论纲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卡姆出版社，1988年第2版；乌韦·希曼克著：《社会分殊理论》，斯图加特UTB出版社，2000年版。）社会逐渐形成亚系统，这些亚系统尽可能地同其他系统区别开来，以获得更强大的自动力，并借此大大加快和强化其进程的推进。这些亚系统用来进行自我调控的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亚系统“语言”的作用。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可以特别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在这两个领域，调控的媒介分别是金钱和权力。从趋势上看，这些调控媒介日趋独立，这对于所有的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治理进程。当一个亚系统侵犯了另一个亚系统时，前者就会受到某种限制，这一点无疑对于社会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反面的例子则是，如果企业的经济决策过多受到政治的影响，无疑将导致非理性和效率的损失。如果某些社会集团仅仅因为它们支配大量金钱就获得政治权力，同样会导致不合法和不公正性问题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