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的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政体。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再到托克维尔，都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的主题。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搭起了政治制度的整个架构。政治制度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开始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人们对正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重视，没有关注到对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被视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缺陷。行为主义倡导政治科学的研究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注重对个体的政治心理、动机研究，注重对政治现象的定量化研究。制度开始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行为主义革命在进行了近30年后，仍旧无法实现最初宏伟的学术“抱负”，由于受到经济学界同行们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开始再度关注制度，把制度纳入了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传统，终于在此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new institutionalism)。瞻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在1984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①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日益成熟。有的学者把新制度主义在当代政治学发展概括为一场类似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②有的学者则说“我们现在都是制度主义者了。”③ 新制度主义在当代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义、构成、起源、变迁，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题），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从当代政治科学主流的杂志所刊登的学术论文来看，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界一个热点。④ 一、新制度主义兴起的知识基础。 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行为主义的偏好假设发问。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个体的“真正”偏好不可能直接“查明”，必须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能揭示出来。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体的“表达出来”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之间是有区分的。其次，行为主义者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经过有效的利益聚集机制能带来最佳效果。制度主义者对聚集概念的本身提出疑问，认为政治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体偏好集聚的基础上，而是决策规则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果；同样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指出：比如在选民的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规则制定出来的。 为了使批判深入到行为主义理论的“内核”，马奇和奥尔森担当起了对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理论进行“清算”的任务。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中，他们指出，如同经济生活中厂商、社会生活中各色组织主导各自领域一样，在政治生活中正式组织、法律制度等也主导着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为主义主导“天下”，政治生活中基本因素的组织却被忽略了。他们认为当代政治科学的特征主要有：情景主义（把政体看作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拒绝把它们区分开来）；化约主义（把宏观政治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结果的汇集）；工具主义（仅仅从对资源分配的决策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忽略政治在围绕符号、仪式、典礼的意义发展上的作用）；功利主义（把政治行为看作是源于自我利益的算计，而不是源于责任和义务）；最后是功能主义（历史被一个为达成唯一的合适均衡的有效机制所决定，而忽视了历史的无效率的一面）。 马奇和奥尔森在把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基本理论的“内核”的弊端揭示出来的基础上，提出用“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具有相对自主的特征；强调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具有无效的特点；强调政治生活中意义和象征性行动。他们认为政治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者，不只是社会力量的简单的反映，直接影响到政治活动的结局。 新制度主义者拒绝行为主义理论，以及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多元主义理论（类似上述的背景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吸收了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如“回归国家学派”(bringing thestate back in)、组织理论(group theory)、学习理论(learningtheory)、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制度引起政治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度重视制度研究。尤为突出的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功，他们不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而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这些成果鼓舞着政治科学研究者把制度纳入分析的视野中。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注意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时，还是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基本概念、术语和方法论，诸如制度的含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等。由于学科间交融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制度分析范式也体现了这种努力，它们构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