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民主治理的困惑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治理方式。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自称为民主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民主的具体形式和路径选择，特别是治理水平的高低，却存在着持久的争议。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选举民主和非选举民主等等不同类型民主形式的划分的概念之争不绝于耳。传统民主模式的议题往往视西方民主(当然，西方民主也并非铁板一块，“英美民主”模式与“欧陆民主”模式就存在着诸多差异和分歧)特别是“英美民主”为民主的典范，而对西方以外拒不遵循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一概视为异端，斥为“非民主国家”。 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深刻变革和重大转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受到全球化危机、福利国家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衰落趋势；另一方面，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异军突起，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拉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而被称之为“金砖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又同属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又称为巨型国家，指的是人口达到1亿的国家。①根据1990年统计显示，当时世界有10个巨型国家：中国、印度、印尼、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美国、巴西、俄罗斯、尼日利亚。迄今为止，这一巨型国家的分布格局未发生较大变化。 在超大型国家当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成就格外引人注意，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量，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另一个是自诩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无疑，作为“金砖国家”和超大型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取得了足以令西方发达国家叹为观止的经济绩效，如果单纯以经济绩效来衡量，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绩效持续增长背后的民主制度和治理能力相对滞后，未能与经济发展的成就同步协同发展。两国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和制度不匹配、不协调的情况，这些困境广泛涉及社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就业不充分、环境恶化以及公共服务不均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和民生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 历史表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民主道路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典型的东亚模式，而是呈现出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轨迹和政治民主历程。以印度为例，印度的民主迥异于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说法与多数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和治理方式，印度民主不仅是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不高、贫穷仍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也是在国家领土仍然存在争议，社群、族际冲突仍频的条件下持续运作。这不能不令政治学家思考，印度是否是一种“例外主义”，比如印度是否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基本的物质福利?为何印度的代议制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却缺乏回应性?这种民主营造一种无冲突的民族认同的能力如何?驾驭和治理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社会冲突的能力如何?但无论如何，印度具备了选举民主的门槛条件，如定期投票、政党轮替、弱势群体赋权、文官控制军队，等等。在此意义上，政治科学家们对印度民主“成功”的赞许与惊叹是同样的。 因此，对于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治理来说，印度民主的研究意义非凡，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1)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民主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后发展国家，特别是超大型发展国家，不仅经济发展道路无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其国家建设、政党领导、民主治理也须另辟蹊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治理的发展是经过数百年时间，以成熟发育且相对自治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国家、社会与政党势力交互作用、均衡发展，民主治理稳定有序。而对于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后发展的历史至少证明了，在缺乏成熟社会组织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能力建设效力和民主治理绩效高低，执政党的领导力是关键。当然，这也考验着超大型国家政党的整合能力、执政能力、驾驭能力和调适能力。 (2)腐败问题是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也是制约这类国家实现可持续治理的最大障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经济增长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也存在着惊人的腐败问题。在这方面，印度的问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普遍得多。为此，两国都加强了制度性反腐的力度。中国除了已经建立的反腐制度，还强化了以纪委为核心的反腐体系建设。自2011年以来，印度先是颁布了反腐败法，又成立了新型的反腐巡视官或特派员制度。 (3)有序民主和政治稳定的辩证统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建设和民主化进程大都是战后的历史产物。与发达国家内生性民主政治发展不同，超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是外生性民主。因此，由于社会结构的发育程度和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都还相当欠缺等原因，民主化的发展初期大都经历了政治的动荡和民主参与的无序化。与此同时，各类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泛滥，甚至还面临着各类恐怖主义的危险。上述问题都要求超大型国家的政治领导有效掌握有序民主和政治稳定的辩证统一。 (4)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基层民主建设与政体民主建设的关系。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建设往往始于封建专制、个人独裁、军事威权政体的转型。从成功的案例来看，民主道路从基层开始，基层民主较为扎实，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转型成功的机会较大，质量也较高。此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有利于推动地方直至全国治理水平的提升。从印度民主的阶层分化、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来看，传统村社制度的解体以及新型潘查亚特制度的建立，构成了印度民主的良好开端。传统的潘查亚特制度是建立在庇护—附庸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大党的“政党下乡”运动，推动了纵向动员方式向横向动员方式的转变，一方面，瓦解了传统的潘查亚特制度，强化了国大党的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了基层组织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村庄中低级种姓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觉醒并臻于成熟，开始通过民主选举形式参与到以潘查亚特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之中，从而启动了印度式的乡村基层民主进程。建立县、乡、村三级潘查亚特制度，潘查亚特成为了村庄不同种姓之间为了各自集团利益而进行政治博弈与和平竞争的竞技场。就此而言，潘查亚特制度的现代转型为印度村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也为印度政体民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同样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