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0页。）中国历代的教育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教师的地位、职责和师生关系，即对师道、师责、师谊、师情等作了深入探索和深刻论述，其理论继往开来，其事迹垂范后人。他们不仅“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且许多方面也是“现代所要求的东西”——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今天的为师从教者仍必须遵循恪守的规律、原则和学习的榜样。以下所列也许较为冗长、单调，然而却都是传统教育中熠熠闪光值得继承弘扬的宝贵财富。 一、师道与师责：中国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传统不仅悠久，而且一直是主流，《尚书·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已将君、师并称。只是从轻慢儒学、崇尚玄学清谈的魏晋及至中唐则出现了一般“不事师”的逆流，尔后“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注：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于是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又得以恢复、弘扬。 历代的人们对教师的作用一般都与国家社稷的兴旺、与君王的统治、与“道”的传播、与人的正身楷模联系在一起论述。 荀子在其教育理论中，极为重视教师的作用，竭力提倡尊师，他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注：《荀子·大略》。）；“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注：《荀子·修身》。）他认为，“礼”是社会的最高规范，是立身处事的标准；而教师又是传授“礼”和践行“礼”的示范者。正是因为师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将“尊师”与国家的兴衰、法度的存废、人心的善恶联系起来。由此，他进一步将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同样的地位：“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天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注：《荀子·礼论》。）因此，荀子认为：教师应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威；“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注：《荀子·大略》。）。 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专论《学记》进一步肯定了教师的作用与地位，明确提出“师严道尊”思想。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师：“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教）为君也”。《学记》反复论证后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祭主），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教师具有与君王同样尊敬的地位，无需以臣民的身份谒见天子。这是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从政治上与教育上强调了尊师的极端重要性。 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认为，重视教育应真正从尊师开始，否则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谈。该书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注：《吕氏春秋·尊师》。）它指出，古代的神农、黄帝等“十圣人六贤者”没有一位不事师、不尊师。而教师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因其具有崇高的职责：“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注：《吕氏春秋·劝学》。）在尊师与教师尽职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关系：只有尊师，教师才将“尽智竭道以教”（注：《吕氏春秋·劝学》。）；而作为教师，必须尽责尽力，为人师表，才能获得尊重，“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注：《吕氏春秋·劝学》。）；否则，误人子弟，“遗理释义，……而欲使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注：《吕氏春秋·劝学》。）《吕氏春秋》认为“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注：《吕氏春秋·尊师》。），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便是对老师最大的真正的尊敬。它吸取荀子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使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注：《吕氏春秋·尊师》。）当然，这种在学问上绝对服从老师的“唯师”式的尊师观有其狭隘局限性——它将束缚学生的创造性活力。 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注：扬雄：《法言·学行》。）他认为学习必就正于师，否则将会为众说所惑，难以取舍，因而“一卷之书，必立之师”（注：扬雄：《法言·学行》。）。教师是人之模范，从师不仅可以有效获得知识，而且可以陶冶品性。教师的素质、品德和教学成效的优劣，对受教的年轻人的命运前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扬雄说：“师哉！师哉！桐子（未成年人）之命也！”（注：扬雄：《法言·学行》。）年轻人的命运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而这又为教师的教育所决定，可见扬雄对教师在人才成长和社会进步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作用给予多么充分的肯定！ 东汉的经学大师和教育家郑玄遵循儒家思想，一贯极力主张尊师，而且总是将尊师与重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教师是道德与学术的代表者、传授者，因此郑玄继承其师马融“师者，教人以事而谕诸德”（注：《通典》卷五十三。）的观点，也提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注：《周礼注疏》卷九。）的论断。他认为尊师重教是国家治政的基础和保证：“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注：《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卷二，卷三十六。）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的思想经常见于郑玄对经书的笺注中。例如：《诗·周南·葛覃》有“言（我）告师氏，言（我）告言（我）归”，郑玄笺为：“重言我者，尊师重教也。”（注：《毛诗正义》卷一。）《曲礼》有“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句，郑玄注曰：“尊师重道也。”（注：《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卷二，卷三十六。）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郑玄认为教师对学生的作用是主导性的支配性的：“失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注：《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卷二，卷三十六。）。这都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