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很具特色，颇有影响。过去教育史界、学术界对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研究甚少，而以此为主题写成专题论文发表的，至今都极少发现。认真研究这一题目，对于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文化教育思想，拓展陶学研究领域，促进当前教育改革，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接触农民大众，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靠外祖父的帮助，六岁开始进入蒙童馆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封建主义的正统教育。在英籍人士主长的崇一学堂和美传教士主办的金陵大学完成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后，他又借款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市政、教育专业，师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教授。学成之后，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系主任，亲自试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访问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考察各国教育，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反对国民党化教育、独裁教育。贫苦的家庭环境，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和遭际，艰难时势的造就，使得陶行知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和封建文化有了较透彻的了解，对外国列强的“洋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洞察，因而在对待中西文化教育的问题上，能够发表中肯的、实际的新鲜见解。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不是集中反映在一两篇论文里，而是散见于《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版，六卷本， 以下简称《全集》）的80多篇论文、文章、诗歌和书信中。在这些著作中，都贯穿着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观点，即从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中西文化教育持分析、批评的态度。他指出：“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1 〕又带有总结性地说：“我们在这十二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2〕以上两段文字， 概括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基本观点，可以视为其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总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对中西文化教育采取具体分析，“批评”过滤的态度，坚持把“破”（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与“立（建立新教育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把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 一 在对待西方文化教育上，陶行知反对“仪型他国”、盲目模仿，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吸取其精华。 在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国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和渗透。学校里和文化界出现的盲目模仿和抄袭外国的不良现象，正是这种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在沿海城市的学校、幼稚园里，照搬照套外国东西，盲目追求西化，成了一种十分普通的时髦倾向。陶行知揭露旧中国幼稚园害了一种“外国病”。他指出：“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3〕还说：“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 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象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4〕陶行知揭露这种文教部门的“外国病”、 “拉车洋车”病是多么的中肯、深刻，造成的巨大危害又是多么严重啊！的确，它“害国害民”，坑害青少年，“是万万做不得的”。陶先生写诗讽刺这些贩卖“洋八股”的教师“拉车夫”。其“拉车的教员”、“拉车”诗云：“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先生拉洋车，满身汗如雨。拉他一辈子，马路知他苦。”“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5 〕陶行知这三篇诗歌，无情地讽嘲了某些教员盲目照搬外国文化教育、乐拉“东洋车”、贩卖“洋八股”的丑态，鞭挞了崇洋媚外、认为“外国月亮要比中国圆”、“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的文化病态心理。 陶行知不仅在精神文化上反对盲日照搬外国货物、拉贩“洋八股”的思想，而且在制度文化上反对“仪型他国”、抄袭别国的行为。他批评那些“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的“新人物”的抄袭行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请大学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都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当今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又指出：“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6 〕这两段文字，是陶先生对中外学制文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表述，包含有三个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