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人才转型的认识 若用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和素质（Quality ）的英文简写来描述三者的关系：K—A（K）—Q[A(K)]，似乎能更清晰地表达对人才转型的认识。 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说法，对高等教育来说未必确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此。人类早已经历了从K到A（K ）的认识上的飞跃，即已实现了从“知识型”向“知识—能力型”人才认识上的转变。 “知识型”人才是人类早期的认识。韩愈关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说法实际上把目光集中在知识上，未提及能力；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也反映了对知识型人才的崇尚。 “知识—能力型”人才是人类在近代的认识。爱因斯坦的观点比较典型：“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按爱因斯坦的看法，知识与能力不是平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本文把能力表示为知识的函数A（K），是想说明知识是培养能力的手段。 笔者曾经认为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位典型的“知识—能力型”人才。但是目前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使笔者重新认识到爱因斯坦实际上是一位Q[A(K)]型的人才，即“基于高素质的知识—能力型”人才。 素质Q放在底的位置上，表明了素质的基础作用。关于爱因斯坦， 他的知识之广与能力之强勿需论证，这里拟说明他是一位素质发展很全面的人，作为研究素质教育的借鉴。 首先来看他的品德素质，这位反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家对人类有崇高的爱心，他曾因担心希特勒制造原子弹而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研制原子弹，后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琦投下原子弹，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后，他又自责自己的建议。他的高尚的品德在他如下的话语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熟方面还要大。”“现在这一代人，往往只注意我们这些人发明了什么，有哪些著作，实际上，我们这些人的道德行为，对世界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讲更大。” 爱因斯坦高品味的审美素质，对他巨大的科学成就是有极大帮助的。他爱好文学、艺术，热爱莎士比亚、歌德、海涅、陀斯妥也夫斯基和肖伯纳及其作品。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来组成。”无怪乎玻恩认为他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在爱因斯坦与普朗克经常的共同演奏中，乐曲是贝多芬的，弹钢琴的是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而拉小提琴的则是他自己。 爱因斯坦的哲学素质也是异乎常人的。他从小喜欢哲学，13岁时就读了康德的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他在大学时选修了《科学思想理论——康德哲学》，1902年，他结识了两位爱好哲学的青年，每天晚上学习和讨论哲学问题，戏称为“奥林比亚科学院”，3 年中读了不少哲学著作：斯宾诺莎、休谟、马赫、彭加勒等人的代表作。哲学对他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把当时物理学理论中所出现的困难提到哲学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考察，使他有可能比同时代的物理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以至于到了1905年他就在几个方面同时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为什么当今的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出现了一个对K→A（K）→Q[A(K)]的人才转型的认识呢？多数研究者从跨世纪人才需求的角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去论证；还有人从为了避免科技“双刃剑”的负效应，从根本上提高人才素质去论证。各种论述都有见地，但笔者更倾向于这一认识，即教育的宗旨原本就应该是培养综合素质强的知识—能力型人才，只是人类的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必然要经历曲折的过程后才能返朴归真认识到这一点。 二、知识、能力、素质的职能与度量 这一小标题是如下英文的简写，可表述为K of K（King of knowl-edge），A of A（A one of Ability），Q of Q（Queen of Quality）。意思是“知识之王，能力拔尖和素质王后”。 国王是权力的象征，这就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然而权力、力量并不能保证国家治理得好，须用第一流的能力去治理，“能力拔尖”表达了对能力的要求。“素质王后”形象地表达了素质的潜在作用，素质好像一位贤淑的王后，进一步则可以把素质引申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强大的国家除了把握权柄的国王临政和能力拔尖的首相治理外，没有综合国力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K of K，A of A and Q of Q”，用扑克牌中的A、K、Q形象地表达了能力、知识、素质的职能分工，有助于我们较轻松容易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探讨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度量。知识的“多少”，能力的“强弱”和素质的“高低”，这里的“多少”、“强弱”与“高低”是不能换位的。原因就在于知识需要通过学习去积累，能力需要通过磨炼去增强，而素质需要通过熏陶而升华。不同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用不同的量去衡量，正如质量、场强、位势这些不同的物理量只能用不同量纲的物理量去度量，而不能互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