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政治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不断凸显，面向时代、面向实践的政治学研究持续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与展开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主线，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从政治学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本年度政治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历史分析，在内容上则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杨光斌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必须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彰显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治的意义。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非战争掠夺的和平发展以及由此构建的旨在修补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源于不同的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徐勇、陈军亚则通过对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揭示，指出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其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基本的制度保障。郁建兴以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和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两种现代化模式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景跃进指出，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民主—威权的二分法根基正在被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民主理论创新及与西方学术对话的经验资源。唐皇凤认为，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结果。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始终对现代国家建设全局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逻辑。 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阐发。贺东航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制度，指出党组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群众路线制度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党建制度等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王阳、熊万胜则将党政科层体系视为中国之制的最重要特征与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郇雷总结了“中国之治”蕴含的政治逻辑，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逻辑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与开放性、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以及先进政党的全面领导及其政治权威。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聚焦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丰富化与研究对象精细化的特征。杨雪冬、陈晓彤从空间逻辑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出现代国家产生后，空间管辖的主权化与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治理要应对的基本矛盾之一。在全球风险社会，这种挑战突出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普遍遇到治理超载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各类空间秩序的调整和理顺，以维护和塑造空间的公共性。韩志明、李春生进一步将空间维度具体到治理界面的讨论，通过划定界面面积、调整治理跨度、甄选治理层级、增减治理密度来推动治理变革，提高治理的敏捷性。周光辉等通过对功能区划分、国家规划以及国家调查队等治理机制与治理工具的考察，呈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面向。 关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理念、制度及行为的由来，相关研究进展表现在：一是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独特性。如贺东航主张以复线性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看到时空叠加、地区发展差异所带来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成长的复杂性。二是注重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如徐勇、王美娜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族”与“群”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陈军亚、王浦劬则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现代国家具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由此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三是注重揭示当下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如严庆、王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政治哲学及政治价值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中心模式”凝聚人民的具体方式。汪仕凯认为，政治创造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而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世界历史时刻”，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就在于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胡键则探讨了治理的历史起源，认为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不仅证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和成色，中国的民主是观念上立得住、实践上也行得通的高质量民主。樊鹏提出，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是能够更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真实权利的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王炳权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这一民主新形态以强调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根本，注重民主活动主体、民主参与内容、民主覆盖范围、民主实施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有序性，从而很好地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孔繁斌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佟德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实践中做到全方位协调、全链条衔接、全覆盖拓展，形成主体合力、程序合力、客体合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