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2)03-0001-10 艺术史理论，在这里不同于美术学学科下面的专指视觉艺术的艺术史理论概念，而是指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理论，即对各艺术门类史之间的共通性原理的研究。一定的艺术史书写实践的背后，总是依托着一定的艺术史理论。这一点在艺术史诞生之初特别明显：要从自然科学中吸取那种基本的科学性，以便让自身也变得精确并具备实证性或实验性。但是，艺术史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史，而是有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关注艺术品中的思想。从理论分类来源看，这种艺术史理论可以有艺术学、美学、历史学、工具学和科学等若干学科基础角度，由此可以见出其如下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不限于此)：一是由自然科学观念导引的艺术史科学性原理，二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导引的艺术史思想性原理。艺术史中的科学性原理和思想性原理到底怎样，如何区别其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状况?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艺术史学科急需加强建设的当前，恰是需要加以认真探讨的。只有对上述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之时，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才可获得顺利推进。 一、艺术史的科学性原理 由自然科学观念导引的艺术史科学性原理，是指通过自然科学式思维方式让艺术史书写可以成为人类科学性知识的设定。这是人们基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或精确性原理而产生的艺术史书写假定。艺术史理论之所以在19世纪欧洲发生，其主要的理论根据之一在于基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精神。但这并不是说艺术史要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追求实证性或精确性，而是说可以成为某种具备实证精神的知识系统。这种科学化的实证主义精神相信，艺术史书写完全可以通过追求实证性而成为统一的知识。 艺术史科学性原理之一：艺术史书写具有拟科学属性。这里的拟科学属性，是指那种本身并非自然科学却力图师法自然科学属性的人文学科形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客观性、实证精神、系统性等，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艺术史，实际上是想像自然科学那样追求艺术史的实证性、确定性、系统性等特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创始者之一的马克·布洛克就主张“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也是一门尚处于童年的科学。就像所有以人类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一样，它是理性知识园地中的迟来者”[1]37。他同时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1]47。关于他在这里赋予“科学”一词的含义，年鉴学派史学第三代人物雅克·勒高夫作了这样的理解和辩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也在历史学领域发展出一套科学思维，这种思维有一个马克·布洛克亦不曾否认的优点，那就是试图赋予历史学方法以客观的、‘科学’的基础。”[2]6-7他认为这位创始者之所以对“科学”理论与方法感兴趣，主要寻求的还是让史学具备科学那种“客观”性。“在这部著作中，他最鲜明的意图之一是始终援引数学、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这并不是从这些学科中为历史学提取妙方。……马克·布洛克并不要求为历史确定虚妄的法则，由于偶然性持续不断地介入，这样的法则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历史学只有在渗透着合理性和可理解性时才是有效的，这样，历史的科学性便不在于其特性和对象，而在于历史学家的步骤和方法。”[2]8这里注重的是向科学借鉴那种“合理性和可理解性”。 法国艺术史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等，就是在实证主义氛围中着力仿效和借鉴自然学科的研究原理和方法的力作，它们将艺术史视为像自然或生物一样有着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对象。丹纳相信：“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3]9正像植物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一样，艺术也受到其“精神上的气候”的制约，因而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派别一视同仁，把它们看做人类精神的不同的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新颖。植物学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桔树和棕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美学的态度也一样，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3]11从这种美学就是实用植物学的观点出发，他主张“美学跟着目前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3]11。他显然相信自然科学才是引领美学和艺术史进步的领先学科。 与斯达尔夫人等前驱相比，丹纳建构起“一个更为灵活的三元论”：“种族、环境、时代，就是这三要素决定着文学现象。”[4]34他由此“三元论”或“三要素”出发去分析文学史现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书写难免存在不足：“他那张种族、环境、时代的简图过于粗糙，无法把一个无限复杂的现实的各个方面都包括进去；特别是他采用的方法不适合文学事实的特殊性：除了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方法外，他还是运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来进行研究：作家生平分析和文本评注。”[4]34尽管有这些缺陷，丹纳还是留下了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艺术与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关系的有益尝试。“丹纳学说的精华至今犹存。自他之后，无论是文学史家还是文艺批评家，都再也不敢(当然不能说个个如此)无视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对文学活动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分量。”[4]34也需要看到，丹纳的《艺术哲学》不仅是一部“艺术哲学”或“艺术美学”著作，还是一部别致的艺术史著作。傅雷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序中指出：“英国有位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幅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图画的框子。’因为这缘故，他的《艺术哲学》同时就是一部艺术史。”[5]3或许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但确实带有明显的艺术史书写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