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地区经济效应:历史逻辑与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
王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李阳(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susantom@126.com(成都 611130);庞浩,重庆市人大财经委(重庆 400000);文传浩,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昆明 650091)。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对后发国家而言,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是其最常采用的发展模式。对产业政策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至关重要,因为它将成为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参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三线建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利用三线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在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1985年)等数据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历史上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三线建设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不过该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为克服计量模型中的遗漏变量偏误,本文使用了抗战时期后方的工业数据作为工具变量重新估计模型,结论依然稳健。工具变量不仅有助于实现因果推断,还可以帮助理解历史是通过何种途径塑造了当下的经济结构。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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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经济飞速增长。许多文献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剖析,①其中以林毅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从改革开放之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前者导致了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带来了增长率下降、经济波动幅度加大以及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而后者因为更好地契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能够提升长期经济绩效。②该论述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姚洋和郑东雅构建了包含最终品和中间品的动态模型,证明重工业投资具有正向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因而可以提升整个部门的经济效率;随后,他们通过中国的具体数据模拟了不同发展战略下居民的效用贴现值,发现适度的赶超战略甚至优于平衡发展战略。③林晨和陈斌开编制了中国1953-1973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重工业基础设施对轻工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④邓宏图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达到一定阈值之前,重工业资本存量占比与社会总产出呈正相关关系。⑤

       如上文所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究竟对中国的长期经济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学术界并无定论。分歧的一个核心根源在于,相比于理论研究,基于实际经验证据的研究较少。前人的研究重点并未放在因果识别上,故其阐述的仅是变量间可能的相关关系,而本文重点关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长期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改革开放之前,最具代表性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便是1964-1980年实施的三线建设。选择三线建设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为因果识别提供了有利条件:三线建设的启动源于可能的战争威胁,众多工业项目的布局首先需要服从军事目的,而独立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工业投资成为一次难得的准自然实验,项目选址的外生性有助于克服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从已有的文献看,大量历史学者讨论了三线建设所带来的影响效应,⑥然而这类文献大多是基于史料或案例的质性分析,缺乏量化方法为其提供经验与逻辑保证,因而其结论很难被证伪。目前为止关于三线建设唯一的量化研究来自樊静霆和邹奔,他们发现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三线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正向效应,并且这种影响持续到二十年以后。⑦然而在因果识别中,作者使用了三线区域中各地级市到1962年铁路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对此,一个直接的质疑是,铁路的修建并非独立于地区经济发展,该工具变量很难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将仍然存在偏误。若想实现因果推断,有必要寻找其他工具变量,而这也正是本文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研究利用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第2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结合其中所给出的企业地址,对应将企业相关信息加总到县级层面,并以此度量各地区三线建设强度。接下来将该数据与各省统计年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灯光数据、GTOPO30高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地方县志以及民国时期各种调查等资料相匹配,构建大三线地区县域层面的现代、历史数据库,并以此考察三线建设对地区经济绩效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三线建设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并且二者之间的因果推断在经过替换代理变量、特殊样本排除以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阐释了长期影响产生的作用机制。三线建设通过提升工业化程度和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为地区经济绩效带来正面影响。同时该发展战略还提升了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寻找了三线建设的工具变量以实现因果推断。通过对史料的研读,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与三线建设有诸多相似之处,前者基于事实的战争,而后者基于潜在的战争。发生区域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的相似性保证了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而抗日战争的约束又使其布局独立于经济目标,因而可以满足外生性约束。工具变量的使用不仅有助于实现因果推断,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是通过何种途径塑造了当下的经济结构。其二,丰富了关于三线建设的量化研究。目前学者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史料和案例的质性分析,利用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定量考察的文献相对稀少,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算作一个新的视角,其研究发现也有助于重新评估过去文献的相关结论。其三,增加了基于地区产业政策文献的国别案例。已有许多国外学者借助历史事件评估地区产业政策的长期影响,⑧但这种尝试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当下地区产业政策的外在效应,⑨然而许多政策的实施时间还不够长,很难评估其长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实施政策的区域并非随机给定,由其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很难避免。相比之下,更接近自然实验的三线建设为实现因果推断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更有效地评估政策的长期影响。

       本文以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回顾,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研究中的变量选择以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基本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六部分对三线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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