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其时代精神的表达。当前，人类社会因现实利益不均、价值观不睦而纷争不绝。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时代呼唤一种全新的全球空间秩序，来改变以往的只见“物”而不见“人”的“虚假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政治构想的提出，以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为目标，为树立以共同应对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哲学急需重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与价值，为超越西方教育现代性，建构中国教育现代性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一、全球化境遇下的教育现代性危机 全球化重塑了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和转换。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当代表现，它既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或过程，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观念和视角。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曲折的历史进程，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与矛盾也在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断生成和加剧，教育的现代性危机逐步凸显。 (一)全球治理观念的衰落与式微 全球化既是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在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阶段，全球化不仅加强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推动着世界秩序的深层变构——世界秩序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主权观念基础上的“国际社会”，而是日渐一体化的“世界秩序”[3]。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也扩散至全球范围，从而催生出逆全球化的现象。逆全球化是当前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尤其是美欧一些发达国家中不时高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剧着国际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秩序崩溃的担忧。[4]长期以来，由于各国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一些国家贫富的鸿沟越来越大，不但激化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以及国家间的矛盾，还使人们产生了对全球化的怀疑与抵制，导致了全球治理观念的衰落与式微。 在全球化时代，教育现代性的问题情境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世界各国教育的观念、制度和课程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相互影响并趋向同一；另一方面，人类又需要共同面临因全球化潮流席卷所导致的教育现代性危机的弥漫。这二者的相互纠缠加剧了全球化时代教育现代性的危机。作为一种理念的存在，全球化本身就体现了世界普遍联系的特点，反映出人类的精神与观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与价值取向。全球化使现代的个体独立性(independence)又回到一种新的互相依赖性(interdependence)，以致共在成为存在的条件，形成了“共在先于存在”的状况。[5]这意味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意义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类面对许多共同危机和挑战的思维方式，迫切需要人类用整体的眼光审视全球性问题。这意味着在全球变局中，教育不单要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调适与转变，更需要帮助人类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与希望，为重塑全球治理观念提供现实可能。 (二)人类整体价值的失落与混乱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既匮乏、贫乏又盈余、富足的价值问题。言其贫乏，是因为人类尚缺乏一个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价值方案；言其富足，是因为目前近乎“过剩”的价值，把人类的价值理解、价值选择真正变成了一场灾难，无论“虚无主义”，还是“诸神不和”，还是“诸神逃遁”，都形象地揭示了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放纵恣肆与无所适从。总之，全球化时代的价值理解、价值选择问题使现代性危机以一种更令人瞩目的方式暴露了出来。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混乱，不仅蕴含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紧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全然失效，它既没有自洽的理论解释力，也没有有效的实践指导力。说到底，西方强行推销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宣扬一种类似于永恒真理或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共识”，从人类的自私性、利己性出发，认为“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6]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全然抽象的、绝对的，因为它包含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价值主体与价值本质的矛盾。[7]价值主体的多元直接决定了价值本质的多元，从而各主体形成了各自多元的价值系统。 虽然人们常说，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却没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传统的现代性思想似乎无力解释当下的全球化形态与问题，也再无法为现代生活提供有效的理念统合和价值维系。源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迅速扩散，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全球化使得地方的问题被世界化了，然而当人类在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和风险时，却缺少一种世界性的整体价值建构。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制度只是国内社会制度，而不是世界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的有效范围或约束条件是民族或国家的内部社会，而不是世界或国际社会。[8]正是由于缺少整体性的价值，国与国之间往往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敌对状态”，并且在许多公共性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教育将何去何从，教育价值将如何选择，教育对现代价值将何所作为，是教育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不得不慎思明辨的大问题。价值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所有事物都是包含在价值中的，不是物的自然本质，而是物具有的人的本质。[9]教育作为一项属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价值诉求和价值担当，尤其关涉人的存在的意义探求。在现代生活中，教育价值之指向，既关乎人类整体，又关乎人类个体；既关乎一国之立本，又关乎国际间交往。总之，现代教育必须为其价值整体性提供辩护并切实笃行。现代教育的全部任务应当是重构人的深层价值秩序。这不仅关系到教育自身的存在根基，也关系到个体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时代，教育需要帮助人从纷繁复杂的“价值堆”里寻得自己所需要的现代生活价值，这也是教育的本真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