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已然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的政治主题。在21世纪初的二十年时间里，世界见证了民粹主义从个别区域开始，演变和汇聚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身影可追溯至中东北非动乱的街头政治中，潜藏在各地区国家领导人的变更中，更显现于欧洲极右翼政党上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中。全球民粹主义运动频发的现象促使人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民粹主义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又会发展至何种形态？民粹主义绝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不安与躁动。直到21世纪初变化的环境才迫使我们在这个民粹主义“大爆炸”的时代中探寻其根源。 一 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研究误区 相对于日益繁盛的民粹主义运动，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民粹主义从属于民主政治并封闭在国家内部的“黑箱”中。关于民粹主义，学界尚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和有效的分析框架。目前，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大致有三点共识：第一，民粹主义强调民众的价值和合法性；第二，民粹主义包含“民众—精英”二元对立的认知思维；①第三，民粹主义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活动。②由此可见，人民和民众是民粹主义的价值核心，包含了人民主权和多数决定的合法性逻辑。但民粹主义中的民众是空心化的概念，具体成员构成根据具体的国家环境而各有不同。同时民粹主义由于缺少具体的利益诉求和稳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吸纳一定的政治主张为己所用。③因此民粹主义在真实世界中极具多面性：民粹主义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调整政治供给，从而扩大成员数目；民粹主义会与不同的社会理念相结合，呈现不同的社会运动形态；民粹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有“双刃剑”的作用，拥有民主化和集权化双重功能。 由于民粹主义概念的空心和诉求的多变，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区，其结果是民粹主义成了一种命名标签和价值符号，很多现象只是简单地被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民粹主义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简单从民粹主义概念的发展历史来梳理民粹主义的脉络，未能深入分析民粹主义的历史背景。④这种分析割裂了民粹主义与其具体历史环境的联系，而且历史上各种民粹主义的代表、诉求、相关利益和表现方式各有不同，不能用学术标签一以论之。正确的方法应是异中求同，并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把握民粹主义的演变趋势，最终立足于对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的理解。第二，将民粹主义置于某一政治思潮、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下，未能系统地分析民粹主义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研究喧宾夺主，实质上仅仅分析了民粹主义所结合的部分。最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单纯将民粹主义分为左翼和右翼，但却不能解释左翼民粹主义包含右翼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包含左翼主张的现象。⑤第三，多数研究局限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未能分析民粹主义和社会完整的互动过程。一些学者也解释了产生民粹主义的社会失衡，但对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不采取社会补救措施的现象感到疑惑。⑥民粹主义运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网络一直未在理论上被充分地建构出来，致使对民粹主义运动过程的分析较少，所以学界才会有模糊的“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⑦的感慨。第四，未能细致地阐述民粹主义的发展阶段，缺乏对民粹主义兴起、高潮和衰退一贯的因果解释。一般研究都消极看待民粹主义运动中支持者的作用，并从民主程序正义的角度否定民粹主义的合法性。故研究多聚焦于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阶段，结论几乎都认为民粹主义将为强势人物上台铺路，形成威权政治，消解自由民主。⑧ 上述误区的问题在于将民粹主义运动与政治集群运动等而视之，关注集群运动的形式，而忽视运动的动力和过程。“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⑨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⑩民粹主义依然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只是民粹主义具有不同于精英的特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价值。特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价值在具体民主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民主运作模式就是民粹主义运动。(11)上述定义虽然没能清楚地展示民粹主义的运动逻辑，却启示我们要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民粹主义运动的言语表达和社会需求上(动员大众和政治成功的方式)。如果我们清晰地描述民粹主义运动如何提供和提供何种政治话语产品以及民粹主义和社会市场的供求关系，那么民粹主义“善变”之谜将会得到彻底解答。 依循这种供求逻辑，民粹主义的研究必须回答五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民众为何选择民粹主义这种运动形式？——现实的政治系统在输入、输出和反馈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人积极参与，一些人却置之不理？第二，积极参与者的共同身份和相似理念源自于何处？人们为何选择这些身份和理念？——这种身份和理念所塑造的“民众—精英”的意识框架如何调和群体中个体不同的差异？第三，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又是凭借什么转述并传播自身对精英的愤懑和不满？——它是以何种方式说服公众有关人民主权的有效性？第四，民粹主义如何在民主制度内冲击精英政权的合法性？简单的利益诉求已经不能解释民粹主义政党泛滥的现象。第五，民粹主义运动在何种情况下会消亡，以及在何种情势下作为政治力量有效地执政？ 要想满意地回答以上五个问题，就必须在民粹主义运动的模式中寻找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动机以及民粹运动成功的供给和组织方式。本文将结合一种较早的经济学组织理论来分析民粹主义运动的模式，探讨民粹主义运动的起伏以及“民粹”合法性会被削弱的深层原因。 二 民粹主义运动的集体行动逻辑 1957年安东尼·唐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发展出的“理性无知”概念：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信息所提供的廉价回报不能补偿他们在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付出的成本。一张选票即使产生政策改变带来收益，但是给个人带来的预期收益几乎为零，因此公民几乎不会去参与投票等社会运动，群众会选择理性地忽视政治。(12)“理性无知”成了解释公共选择的基础前提。1965年奥尔森进一步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创新性地解释了集团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行为方式的逻辑：集团中个体成员只能获取他为集体物品支出所带来收益的部分，而其他成员能以搭便车的形式免费得到集体物品，因此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低于最优数量，成员为集体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就越低。(13)依照奥尔森的推论，集团必须采取“选择性激励”机制以避免个体成员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