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一切有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政治变迁都可视为政治发展的表现。在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进步。因此，政治制度是否合乎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观、能否有效地完成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能否使本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成为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全球化与制度移植的必然性 新制度主义在现代政治学中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政治制度，是团体和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正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今日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16、17世纪以来，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将其定义为“由于交易成本变化而导致的商品、服务、资本等明显的流动过程。”[1] (p4)也就是在交易成本比较优势之下，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包括资金、人力、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过程。全球化尽管客观上模糊了传统国家的界限，削弱了部分原来属于主权国家的权能，但是，总体上看，当代的全球化并未消除传统的主权国家。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鸿沟背后，实际上是各国在制度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常常不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是由于其制度体系缺乏竞争力。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差不多相同的客观自然条件下，却因为制度导致巨大的发展差异。所以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者们认为，“不管国内面临什么程度的国际压力，它都会根据既存的政治制度做出不同的反应。全球化是独立变量，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介入变量，相关社会和政治行为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本身是从属变量。所以，从根本上讲，国际化影响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传播的。”[2] (p5)制度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以前，各民族国家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尤其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大陆。由于古代中国周遍地区并不存在具有竞争性的文明，因此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制度格局确立以后，就基本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每一次的农民起义所导致的王朝更替，只是一种周期性的制度复制，而非制度创新。制度的日趋僵化，最终导致中华文明在遭遇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西方文明时，处于不利的境地。是放弃历史悠久的传统制度，还是顺应时势，移植西方的制度，曾经长期困扰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社会精英。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就曾经折中地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试图以此来化解中国在新的历史处境下的危机。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已经不是从前内在的王朝政治道德危机，所遇到的挑战也不是周边蛮夷的挑战。因此，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移植西方制度，谋求制度创新，就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政治主张。即便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救国的过程中，也将制度移植作为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途径，只不过制度移植的对象从过去资产阶级改良派向往的近代西方立宪民主制度转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具有代表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大体如此，除了极少数国家和民族，制度移植几乎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区别只在于移植的制度目标和样板因为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而有所不同。 制度移植之所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发展的普遍形式之一，主要在于： 首先是现代化先行者的制度优势的巨大示范效应。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各国在物质交流层面的扩大与深化，而且也使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逐渐意识到，要谋求与发展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外别无他法。而不少后发国家如日本等在制度移植后的跳跃式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制度移植于是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精英合乎逻辑的政治选择。因此，20世纪前50年里，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不论是早先学习英美，还是后来效法苏联，都不能全部看成是其他国家的强制，而是自觉自愿的过程，其意图都是希望通过制度移植使本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跳跃式发展，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制度移植可以归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是由后发国家的社会政治精英所主导的，是后发国家在接触相对先进的制度文明时自发产生的学习过程。而制度移植一旦带来直接现实利益，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制度变迁。 其次是先发国家的推销。这种制度推销可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在殖民主义时代，宗主国为了方便地控制殖民地，有意识地将本国的做法移植到其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等现行体制就是在殖民时代对英国体制的一种比较成功的移植。由于这些新大陆人口主体来自于这些宗主国，因此所移植的来自本土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多少政治文化方面的障碍，移植而来的制度比较顺利地植根下来。亨廷顿研究美国政治时就发现，“在功能和权力方面，美国总统等于都铎时代的国王。无论在个性与能力方面还是在机构的职责方面，林登·约翰逊都远比伊丽莎白二世更像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保留着旧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保留着实质。”[3] (p105)相比较而言，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殖民地因为独立更晚一些，所以其移植的制度更接近于现代英国代议制政体。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兴起，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席卷全球，在这样新的形势下，世界进入了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从前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为了延续其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影响，同时也为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在从殖民地政治撤退的过程中，通过所谓非殖民化，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推销到这些地方，典型的如印度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独立后就按照英国人的安排，建立起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推销在冷战结束后，更是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是输出民主的先锋，先是以反恐之名，用导弹将美式民主移植到伊拉克这个中东国家。接着，又利用美元将苏联的盟国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一一导入到这一过程中。不论是殖民主义时代还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发达国家主要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制度推销，尽管也是一种制度移植，但是很显然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这种移植成功与否，取决于制度输出国与制度输出对象之间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