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3-0150-07 图像是人类进行自我表达、相互交流最早且最为重要的方式，这由考古人类学所发现的远古洞穴壁画可见一斑。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研究者历来都推崇基于抽象文字的线性逻辑推演，认为文字才是真实而又准确的表达方式，而忽略了图像的交流价值及其社会意义。以教育领域为例，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图像是如何影响着儿童对世界的理解，如何助推着其认知与人格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热衷于设计篇幅越来越长的“见书不见图”的文字性表达①，最终图像淡出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消退于教育视野之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存在作为一种现象重新受到人们的审视，逐渐走向“前台”。图像泛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们对图像的认识不再将其视为艺术学的专门领域，或将图像视为文字的附庸，而延伸至图像本身的社会性意义及其潜在的实践逻辑。这一转变使得人们由对图像的“真伪”性、审美性的关注，转向对图像的符号意义、图像逻辑(包括图像构图、图像场景以及图像编排等)的兴趣。不过，纵观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图像研究，这种“转变”还尚未形成，甚至相关的讨论仍然十分贫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我国教育研究历来热衷于抽象理论以外，还可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教育研究者还未充分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图像转向”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二，虽然部分学者敏锐地看到这一“图像转向”，却对这种“转向”与教育研究如何关联，又何以为教育研究带来新的生长点不甚明了。鉴于此，本文试图针对以上两点，拨开“图像转向”的迷雾，进而讨论图像研究对于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价值。本文将对如下问题展开讨论：图像时代是否等同于图像转向?20世纪90年代所指的“图像转向”是从何处“转向”于何处?于教育研究者而言，这一“转向”到底有何重要意义?在教育研究当中引入图像讨论是否必要且可行?本文也将就图像研究究竟可以给教育领域带来哪些研究生长点做简短的讨论。 一、从幕后到幕前：作为公共消费品的图像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图像组成的世界之中，并且一贯如此。我们眼见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一动一静都首先通过视觉感知器官“整个地”被投射到我们的大脑中，并以图像化的形式储存。尽管如此，图像对人类认识论的发展与构建却鲜为人所乐道，而有关图像研究更被视为微不足道。这种对图像的偏见或可追溯至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在盛赞认识与观念在人类获得理性、走向理念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时，却贬低图像的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观念世界是真实的、可靠的，而知觉总是依赖于时间、空间与具体的情景，因此知觉总是相对且易变化的。图像作为知觉的再现模式不足以作为知识的来源，是次于观念的，所以画家与诗人一样都应当被逐出理想国。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图像的地位并没有得到重视，其被视为一个没有可信度的词而简化为“对不在场的当下化”，与死亡、消逝等体验直接关联，因为“人们一直轻率地相信，一幅图画只不过是一次移印，一件复制品，一个处于第二位的东西”②。正是这种“消逝感”的无可考证性，使得图像常常从属于文本，且始终处于“第二位”。 真正“读图时代”的到来可回溯至19世纪中叶，一场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图像制作革命。实际上，图像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5-16世纪，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大批量的图像复制成为可能(譬如版画)；第二次发生在19-20世纪，摄影图像的出现使得动态图像的再现性成为反复讨论的对象；第三次发生在20-21世纪，仿真虚拟技术的出现为人类构造了一种超越客观的虚拟真实。其中，第二次变革的摄影技术最初在艺术界所引起的恐慌是人们未曾预想的。要知道在此前艺术学总是试图与那些由技术制作完成的图像(如照片)保持一定的距离，将其视为“非艺术作品”。摄影技术不仅创造性地将科学技术运用于艺术创作中，而且迫使原本高高在上的艺术作品“为普通民众”所欣赏、观看。换言之，图像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艺术殿堂”里的“座上客”，而成为“集体的享用”③的大众审美图像与消费品。 第一次变革时人们还欣喜于人类技术进步，使不可多见的艺术复制品得以流传于大众中；而在面对第二、三次变革时，人们的内心却始终杂糅着矛盾的、喜乐参半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制造、生产和消费着各种新兴图像。新的图像形式，使人们在视觉上有了更多享受、愉悦自我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面对与日俱增的图像，人们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尤其是各种图像之间的相互冲突、利益争夺，使人们无法直视图像洪流所带来的冲击。但无论怀着怎样的恐慌与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图像俨然已经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拒斥的一部分。此时，我们一边时刻观看着各类图像，一边又以极大的激情与渴望制造着图像。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幅图画迷住了我们，我们无法走出来”④。又如麦克卢汉所宣召的：一个图像的时代正在来临。 二、图像转向：两种不同路径 然而，尽管图像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一种事实为人们所关注，但这并没有马上引发学术研究中的“图像转向”。热衷于“图像消费”的人们，仍然关注图像的审美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图像转向”才作为一个专门的词语被提出。当初，这种“转向”是由来自大西洋两岸的两位学者美国视觉文化学家米歇尔(William J.T.Mitchell)及德国艺术史学家伯姆(Gottfried Boehm)几乎在同一时刻所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社会学科、人文科学等研究领域才慢慢开启了“图像之旅”。后来，法国学者莫罗·卡波内把这种图像转向称之为“真正称得上是与时俱进的思考”，是对“被简化的柏拉图主义思想所统治的时代”的颠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