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694/j.cnki.ddjylt.20220409.002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美国非裔男子遭警察暴力执法、俄乌冲突等引发了各界对于公共危机问题产生及治理的高度关注。阿诺德·汤因比说：“在教育与灾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公共危机情境下，教育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自然危机，但是在协同治理公共危机、弥合由此造成的价值认同裂隙、灾后重建和二次预防方面，具有强大的政治效力。以往关于公共危机的教育研究多重点观照教学的方法改进或教育机制的再整合，如教育技术革新、教育发展规划等。本文试图以个体和国家作为教育施为的对象，以个体理性和国家认同为具化内容，探讨二者的良性符号互动关系，寻找切合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教育解释逻辑。 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个人隐瞒病情、旅行经历等信息并拒绝配合防疫要求，造谣、传谣危害公共安全等行为屡见报端。与此同时，上万名白衣战士主动请战逆行驰援高风险地区，有识之士自愿发起口罩等紧缺防疫物资的全球采购及联合捐赠行动……由此观之，个人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是公共危机解决的基本单位。但是，不同个体的理性认知水平存在差异，并非每个个体都能正确区分真知与谬误、把握事物的本质。此外，局域偶发的个体不理性行为也可能产生涟漪效应，引发广域价值危机，连缀而成公共危机链，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偏离正常轨道陷入失序困境，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可见，单纯利用个体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理性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要想对公共危机进行干预和管控，需要采取“理性”作为教育视角之一对个体的行为予以有效指导，既立足于个体具体作用于当下的价值，同时也指向个体未来长期发展所需的素质。 所谓“独木不成林”，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个体是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个体的行为相应地影响着国家共同体的角色。符号互动论的倡导者布鲁默提出，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他自己的活动线索适合其他人的行动，他必须考虑其他人的行动[1]。就从个体到集体、从特定方式到共同反应的互动条件来看，具有约束力、裁决力的制度规范是建立在对释义系统达成普遍性认知和理解基础之上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有关意义的解释、保存与延续，则需要符号的介入。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2]。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社会成员之间必须形成以符号为介质、以意义为内容的互动关系，遵守共同的行动准则，才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教育是整合文本、语言、科学等符号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在促进个体的互动以及对互动符号意义理解性地使用的过程中，回应社会对交往共识的需求。在这一前提下，要想切实解决公共危机带来的公共秩序问题，教育先要依靠和发展个体理性，促使其在互动过程中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变革；然后还应增加与之相对的公共理性相关内容，结合国家认同这股“将国家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3]，获取解决公共危机的一致性符号意义。维持社会稳定，为促成更具有适应性、生命力的社会结构提供制度保障，正是教育需要承担的职能任务。 一、双重载体：教育建构消弭公共危机的同心圆 (一)个体理性：教育激励个人以主体性价值破解公共危机 理性是哲学的重要概念，在此，我们主要考察其教育方面的含义。《教育大辞典》解释，理性一般指唯有人才具有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4]。故而个体理性是指个人的逻辑思路、反思素养和实践意图等区别于自然本能以及感觉、知觉等感性认知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教育的功能而言，教育以个体的理性为对象，解决公共危机问题的方法在于针对特殊的现实情况，培养理性精神、凸显理性能力以及激发理性行动三个维度。具体而言，第一，旨在提高受教育者对自然规律和客观材料进行思辨的理性精神，领会普遍事物的整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帮助个体正确看待当前危机事件；第二，对受教育者的分析批判、推断演绎等理性能力进行培养，使其能够生成一套诠释性的知识体系，从特定的认知视角出发对公共危机进行解释；第三，重视发挥个体的创造精神和实践意图，鼓励受教育者以理性行动主动介入到公共危机的解决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之中。如此一来，教育成了解决和防御公共危机的重要工具。 (1)以个体理性赋能教育即时修复公共危机。个体的生长经验在与社会中的其他对象交互时，“在自身身上引起了在他者身上引起的同一态度”[5]。这种对表意符号进行交流、产生意义的过程意味着，个体理性这一先天潜在的能量生长的基点和施为的落脚点都是现实生活，因此既需要对后天结构变化的刺激做出反应，同时其也会不断迸发活力，作用于客观环境，影响社会情境演变。将个体理性作为教育的载体，其意义在于以个体的理性精神和理性能力的勃兴为前提，引起受教育者理性行动的意向，驱动其将机械的、共性的知识进行分类和迁移，转化为有机处理个性化的公共危机事态的实际行动路径，身躬力行地参与到公共危机的即时修复和社会治理之中。如此履行教育系统社会化受教育者和持续优化社会秩序的双重职能。 (2)公共危机意味着问题的潜在，比起公共危机的修复，个体理性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有效预防公共危机。哈耶克认为，“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6]。理性能力强调持续对现实进行检视，积极防范公共危机的发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共危机客观事实的破坏力。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从2005年开始，要求每学期组织一次全校紧急疏散演习，受益于平时的多次演习，汶川地震中该学校无一人伤亡[7]。 可以认为，特定语境下教育自身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与个体理性的凸显程度高度相关。正是个体理性的纽带作用，为教育触发个人的行动力、改善公共危机提供了保障，一来可以切实减少公共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二来可以服务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