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7.011 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所谓“理论死亡”、“后”理论、理论贫困等言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文学理论”愈益与“理论”叠加在一起，也即文学理论未必就纯粹地等同于关于“文学”的理论。正如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不存在“某种仅仅源于并应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① 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实践中，“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simply)关注‘文学’书写。相反，它们都出现在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②究其原因，在当代“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学领域之外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书写”。③这些理论涉及到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电影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它们能从其他领域“旅行”到文学理论之中，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于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来说是启发性和生产性的”。④ 当然，文学理论与理论的混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重合，而在于人文科学之间理论的共通性。一方面“理论”可以被文学理论“拿来”使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虽然终究是基于文学的理论，但“文学理论一经形成，就绝不仅仅关乎文学，还可以逸出文学的牵扯，以独立的方式表达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⑤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与其他领域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⑥不过理论之间的“旅行”也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改造、融合和重新发现。如文学中的修辞旅行到史学领域便促使其生成了“叙事转向”。史学中的这种“叙事”是将过去的历史事件纳入到语言结构之中，并赋予这种结构某种意义，这样就把过去那种实证性的历史事实转变成为历史话语。 基于此，本文把当代文学理论生产概括为建构性、语境性和先验性等三种模式，以期对作为“理论”的当代文学理论有新的思考。 二、文化转向与建构主义 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建构性”与当代文艺思潮中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有很大关系。这种转向在史学领域也被称作“叙事转向”(the Narrative Tum)或修辞转向，也即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 从本质上看，这些“转向”的生成大多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有关，或者可以从语言学理论中找到新理论知识生产的突破口。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语言’给文化与表征的运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模式(model)，尤其是在广为人知的语言学方法中更是如此，作为符号科学的‘语言学’是作为建构文化意义的工具而被人们所研究的”。⑦这样一来，研究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势必要回到语言学的“元”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d)两个部分，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一样不可分割，“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⑧不仅如此，能指和所指之间还是任意性的关系，也即“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⑨不过，索绪尔随即对这种“任意性”作了补充说明，“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10)实际上，语言的任意性中包含了约定俗成性和强制性，从而保证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保持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符号的语言就可以通过符号之间的对立或差异性关系来指示意义。不过，索绪尔只注意到语言的客观意义通过符号之间的对比来体现，却较少考虑到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问题。在这一点上索绪尔的语言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分析哲学之间有些相通之处。也就是它们都没有注意到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意义的复杂性，只是从语言的逻辑形式中寻找意义，认为“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形式而成为知识”。(11)于是，知识就成为了一种客观性的语言表达和陈述，而“陈述的意义取决于构成陈述的词或单个符号的意义，以及这些符号结合起来形成陈述的方式”。(12) 可见，不论是索绪尔、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语言哲学，他们的理论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即他们都大致遵循着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语言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语言可以表达一个较为明确的意义。但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抓住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这个“漏洞”，认为这种“任意性”导致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能指与所指间的“错位”，也就是说语言不能表达单一而明确的意义。为了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德里达还生造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êrance)，以此来打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这样一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观就为当代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认为真理或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使用者在言语行动中建构而成的。此外，语言学理论向语用学方向的转向，使得语言哲学进入“日常语言学派”时期。这一学派的代表理论家J.L.奥斯汀(J.L.Austin)、约翰·塞尔(J.R.Searle)等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A Theory of Speech-Acts)，并将语言看作人的一种行为，而“言语行为不可能完全由一个句子显著的语义内容所决定”，(13)而是人为赋予的，也即意义存在于使用者实际的言语行动之中。这就将说话视为一种动力机制，它不仅要表达某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了一种行为，因为“说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应该做或正在做的事情”。(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