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十周年，同样也是艺术学理论成为艺术学门类下的第一个一级学科十周年。十年来，作为一门新兴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完善之处，需要我们加紧努力，甚至还有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暂时仍然难以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艺术学理论体系建设是否可以分两步走?即首先致力于构建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三大体系”，以此作为“实验田”或者“样板田”，再来带动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通过两步走的方法，最终实现整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体系建设。 一、为什么需要首先构建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三大体系” 众所周知，虽然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孟、老庄和欧洲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都已经开始有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思想，但是，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艺术学被正式提出来，其实是一直到了19世纪末叶德国被称作“艺术学之父”的康拉德·费德勒，以及格罗塞、德索、乌提兹等人才实现。话又说回来，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学科，艺术学在欧洲虽然诞生了，但是它并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如果追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是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缺乏它生长的文化土壤。 已故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在阐述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模式是一个包括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综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西民族文化的基本差异是文化模式的差异，这个基本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近代文化重分别与对抗。”①显而易见，西方近代文化强调“分别”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由于西方近代文化重视“分别”，所以西方舞台艺术的区分十分清楚，话剧、歌剧、舞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中国传统戏曲就是将话剧、歌剧、舞剧集于一身，演员必须唱念做打、能歌善舞，具有综合的艺术表演才能。 与此相同，在学科方面，文艺复兴之后各种各样的自然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在欧洲涌现出来，同样由于西方近代文化重视“分别”的文化传统，仅仅在艺术领域，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各门学科的区分也是十分清楚的，同样是大家各司其职、互不干扰。正是西方近代文化强调“分别”的文化传统，使得“艺术学”这门新兴学科自从在德国诞生以后，先天不足、长期停滞，100多年来一直未能真正发展起来，实际上徒有其名，并未真正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 正如有的学者开玩笑说道，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国外传到中国来的，我们只需要照葫芦画瓢，首先引进人家既定的模式，然后再参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就可以完成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并且增加我们自己的内容和特色。例如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短短几十年时间内我们首先将其从海外引进来，先是学习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后来又学习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我们中国特色的跨文化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我们国家迅速发展、日臻完善。但是，恐怕只有艺术学这门学科算是唯一的例外了。因为迄今为止，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制，绝大多数高校仍然只有音乐学、美术史论、舞蹈史论、戏剧史论等艺术理论学科，没有一个完整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构架供我们参考。因此，就算是我们引进了艺术学这个门类，设立了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但是这门学科如何建设，恐怕也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来探寻了。国际上无章可依、无规可循，这可能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艺术学理论这门学科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深层原因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西方近代文化重视“分别”的文化传统使得艺术学理论未能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但是恰恰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统一”与综合的文化土壤，却给艺术学理论这门新兴学科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分重视综合，汉代的《毛诗序》就讲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将近两千年前这段简单的论述，既阐明了中国古人对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性质、艺术的特征、艺术的作用等诸多看法以外，更是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诗、歌、乐、舞密不可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相互关联，我们后来的戏曲就是很好地体现出这个特点来。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文人即知识分子往往诗书射御、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应该说这才是真正全面的美育。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土壤。 再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同西方文化中的艺术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理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和内涵。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论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艺术关系不大，实际在过去和现在都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孔子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人格培养的过程，实际上这段话不仅凸显了艺术的教育作用，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乐相济”的理论基础。又比如庄子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在讲一个屠夫杀牛的故事，实际上蕴含着艺术创作的深刻道理，告诫艺术家们绝对不能有技无道，必须真正做到以道驭技，才能真正达到出神入化的最佳创作境界。显而易见，孔子和庄子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谈艺术理论，实际上包含着非常深刻的艺术理论内容。从这点来看，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和西方艺术理论体系确实是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过去我们有些学者只顾照搬西方艺术理论，没有考虑中国传统艺术的具体情况和独特之处，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复杂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走入了歧途和误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四川大学特聘美学教授、长江学者张法甚至认为我们过去的艺术史很多都是错误的，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写作都是“错的”》，认为我们不少艺术学史论专家照搬西方学术体系来研究中国的艺术现象，难免削足适履、漏洞百出。张法教授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艺术学的史论研究必须尊重和运用我们中国自己的体系，他明确指出：“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讲到《庄子》中的郢人运斤、庖丁解牛等时，将之与宋元君画画一样，都作为艺术创作事例的原因之一。总之，中国古代艺术有自己的体系。只有对这一体系的整体精神、具体关联、基本特征，有了深入的了解，方可讲好中国古代艺术这一大故事。”③显然，我们如果想要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首先认真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自己独特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