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22)02-0170-09 现代政治学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研究在后半个世纪主要关注政治过程的“参与性输入”(participatory inputs)(LaPalombara，2009)，似乎将政治体系的“输出”特别是政策输出的相关研究留给了其他学科。其中，诸多专门政策是在与政策内容相关的各个学科中得到研究的，如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分别在教育学和环境学领域得到了大量研究，而公共政策研究也早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事实上，由于政治在塑造政策选择时的重要影响，以及治理背景下公共政策环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公共政策的充分理解离不开政治学的视角，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对于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学也具有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学科意义。 一、政策科学与公共政策比较研究 在公共政策学科历史的一般叙事中，该领域的研究源于政策科学方法。从1943年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政策研究目标以及关于建立政策科学研究所、政策领导者全国培训机构的建议，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倡导并发展了一种跨学科的、具有参与性并由问题所引导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在拉斯韦尔(Lasswell，1951；1956；2003)的理念中，政策科学是一种应用社会科学，可通过提供应对时代急迫政策问题的客观解决方案而将学术界、政府决策者以及普通公民联系起来。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的取向非常明确，即聚焦于各种科学在影响政府及治理相关问题中的严格运用(Moran et al.，2006)。 1956年，拉斯韦尔(Lasswell，1956)提出了政策科学研究的七个阶段，即情报收集、建议、规定、行使、运用、终止及评估，也由此确立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流行范式。后来有研究认为，由于政策本身即可成为政策的理由，政策制定的周期不只是由开始走向终结，决策周期应是循环的(Wildavsky，1987)。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阶段”(stages)和“周期”(cycles)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一直被作为重要的政策分析语言，在此基础上甚至形成了政策分析的“模板”。决策过程的有机周期比喻或模型不仅早已成为相关研究的标准特征，还将古生物学和系统论的一些概念也整合进政策研究，从而促进了政策研究领域诸如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以及消极/积极反馈(negative/positive feedback)等新概念的产生(Pierson，1993；2000)。 尽管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学科的界定性特征(问题导向、跨学科和价值驱动)有明确的认识，但流行的周期或阶段模型向人们展示的政策制定过程是高度理想化的，这种情形在现实世界中极为少见。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常常将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内部决策的过程(Sabatier，1991；魏姝，2002)。不仅如此，公共政策的周期/阶段模型似乎未能解释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其他问题具有政策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金登(Kingdon，1984)提出了一个由问题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与政治流(politics stream)三重动力组成的解释模型。政策源流模型虽然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周期/阶段模型未能解释的问题，但在批评者看来，这一模型关注政策过程的议程设定阶段，并倚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偶然性和“机会”，因而同样也被认为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存在距离(Howlett et al.，2015)。 将不同理论模型运用于公共政策研究，有助于简化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在寻求发展普遍理论方面重要的理论简省。但是，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研究议题，把政策纳入狭窄的理论框架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存在问题。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将公共政策的制定视为政府行为，政府也被视为代表社会作出选择的权威性组织。然而伴随治理理念的流行，公共政策过程已不再局限于政府。无论历史上或今天的公共政策制定在多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政策选择总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这一事实提示研究者应关注公共政策的相关经验性问题。 公共政策意味着特定的治理体系(governance system)——产生于或基于特定的治理体系，也将服务于特定的治理体系。因此，在特定背景中研究公共政策就变得极为重要，而比较的方法已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趋向(Peters & Pierre，2006；Moran et al.，2006；李文钊，2019)。具体而言，比较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增进人们对特定背景中作为公共选择的政策产生的理解，也更契合政治学诸领域政府研究向治理研究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科意义上，公共政策研究方法或范式的这一变化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变化相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公共政策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在美国背景中研究美国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超越周期/阶段模型或源流模型，发展公共政策一般理论。对于比较政治学乃至政治学学科整体而言，比较公共政策具有尚未被充分认识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