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2.12 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实践日趋丰富，这呼唤着中国政治学在理论方面进行积极回应和同步更新，从而更好地应对多元化的社会治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曾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历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回顾、学习和总结。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以理性选择论、历史终结论、转型理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学话语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未能在发展过程中激活学科主体优势，创建契合中国政治发展规律、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也促使学界开始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史学转向，聚焦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回顾中国政治传统、分析历时性政治实践等重要议题②，进而达到重构中国政治学的目的。目前看，已有成果在中西政治学研究路径方面尚缺乏基于历史维度的深入的对比分析③，以厘清二者在历史关怀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和学术创新存在明显的不足。鉴此，本文选取历史政治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辨析二者在历史观与时间性分析方面的异同，为更好地发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研究参照，以促进具有历史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二、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政治学：缘起与发展 (一)历史制度主义 一般认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Thelen等人合著的《建构政治：比较分析下的历史制度主义》首次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专业术语引入政治学领域④，围绕制度如何发展、制度如何影响政治结果进行分析。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种主流研究路径，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部分借鉴与批判。具体表现在：第一，对旧制度主义重视正式制度研究的肯定。旧制度主义以制度分析为核心，将正式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关注案例中的规范性因素，从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对行为主义研究中非正式制度传统的吸纳。在行为主义研究看来，要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必须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以行动者个体为研究对象，运用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提炼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在对行为主义研究偏离政治现实、分析视野囿于微观层面等不足进行反思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且引入动态分析视角，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对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部分延伸与拓展。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认同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行动者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寻求对由利益集团间竞争造成的差异化政治后果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在吸纳结构主义理论成分的基础上，强调组织制度或政治、经济结构是集体行为塑造、政治结果呈现过程中的关键变量⑤。 历史制度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历史制度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根据对“制度的重大变迁源于外部冲击还是内部冲击”的不同回答，可以将历史制度主义粗略划分为“间断均衡论”和“渐进变迁论”两条研究进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制度主义秉持“间断均衡论”观点，将现存制度状况与先前阶段中的制度结构、外部环境、历史事件等历史因素进行联结，试图对Almond提出的“历史疗法”(historical cure)⑥进行积极回应。“间断均衡论”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外部危机事件冲击下制度的长期稳定状态被打破。在经历短暂的断裂期后，制度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又会进入新的稳定期。但是这类观点过于注重制度的剧烈变化，因而可能忽视了现有政策制度过程中微妙的“漂移”现象⑦。Thelen等人意识到“制度变动性和制度稳定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开⑧。这种对复杂制度的动态特征的强调开始让部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逐渐转向渐进制度变迁论。Orren和Skowronek引入“交互并存”一词，用来描述制度变迁和制度稳定相互交织的状态。这表明多种不协调的制度可能会同时发挥作用，而制度内外行动者的参与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内在不协调，使得具有多重历史渊源的制度安排成为制度变迁的中介变量⑨。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类型区分，“渐进变迁论”指出，制度产生本质性变化的根源是制度内部渐进变化的缓慢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历史断裂点”⑩。由此，渐进变迁论对以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为主要概念工具的间断均衡论作出两点修正：一是对以往被忽略的内生性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修正间断均衡论将制度的重大变化归因于外生性冲击的观点；二是对行动者在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主体能动性进行强调，修正以往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持久性归功于制度发展惯性的观点(11)。 总之，历史制度主义建立在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集团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性吸收和对现实政治生活及其规律的尝试性刻画之上。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置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关注历时性视角下制度的起源、演变以及其对国家政策、政治后果的影响，进而实现对早期主流政治学理论的超越性发展。 (二)历史政治学 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前沿议题和发展方向，历史政治学(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以振兴中国政治学的重要使命。2013年《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之道》的发表，标志着历史政治学的相关讨论在中国正式兴起(12)。随后，杨光斌、朱云汉、徐勇等学者就历史政治学的概念内涵、历史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历史视角的重要性等问题(13)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对历史政治学的初步共识。总体而言，作为一种基于政治学本位，从纵贯视角分析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现象和治理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本土化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以具体案例为分析单元，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14)，对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政治学议题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15)。与中国政治学主流理论范式不同，历史政治学试图在传统中国治理资源与政治现实之间构建起有效关联，激活久被忽视的传统中国治理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中国政治学理论验证与创新的知识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