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摆脱对外来概念、理论和话语的依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觉追求。概念是理论和话语建构的出发点。近年来，“概念研究与建构”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并基本形成了概念基础理论、政治概念史、概念建构实践三个研究领域。本专题的三篇文章反映了当前国内政治学领域概念研究的最新发展态势。第一篇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田野政治学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对于概念基础理论的理解和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实践经验。第二篇聚焦于“韧性小农”概念，展示了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具体过程和理论思考。第三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观念与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关系变迁及其理论启示。本专题将以上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于读者，期望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概念的关注与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郭忠华 一、概念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郭忠华：在学术研究中，概念是最基础的，是出发点，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形成知识，也无法进行学术交流。但在我国政治学界，概念很多时候被当作自明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有人重视和研究概念。近年来“田野政治学派”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不仅得出了许多影响学术和政治的结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今天，想与您就概念建构问题做一些深入探讨。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概念在田野政治学的研究中有何重要性？ 徐勇：做田野政治学，需要去了解田野事实，但了解之后，对事实不能一个个地阐述，不能一直“讲故事”，而是需要用概念进行阐释和概括。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一个个概念为基础构成的，这也是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最大的不同。从基本概念出发，将概念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结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概念的存在，才会有知识体系，才会有学科，概念是学科的基石。概念对学科的重要性是这样，对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更是如此。 郭忠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人们常将词汇、概念、话语等混杂在一起，您认为应该如何区分它们？ 徐勇：话语是指说什么、怎么说。各个学科有关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规范是不一样的。学术表达的核心是学术概念，所以概念是话语的精华。话语体系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概念。但是，对于概念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隘。有些概念表现为一个名词，比如民族、国家。概念也可以是一个短句，因为两三个字通常很难精辟地概括一个事实，所以短句也应该被纳入概念的范畴，比如“逃避统治的艺术”①。故而，概念可以有词汇、短句、词组等表现形式。 郭忠华：但是，概念与词汇之间也存在着某些本质性差别。在概念史研究领域，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概念与历史情境相关联，词汇则偏重于词典形式；概念语义随着情境的变迁而变动，词典中的词汇含义则通常是固定的。 徐勇：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概念史，没有关注你所说的这一差别。对于概念，我想重点是抓住其核心，即概念是对特定事物共同本质的概括。 郭忠华：下面想与您专门探讨一下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问题。我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由于这种背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表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当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为什么我国存在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却没有提炼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呢？ 徐勇：一门学科必须建立在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过去中国政治中的大量事实没有被概念化，造成不能进行知识生产和重复性传递的结果。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的为政之道没有被准确地提炼为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不断有人进行阐述。这种情况无法使相关知识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所以说概念建构是学科的起点。在建构概念时，西方有自己的内在普适性，是从它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经验性概念和普遍性概念。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概念时并没有加以区分，而是把它们全部都引进了，这的确会造成西方政治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 郭忠华：按照安德鲁·海伍德的区分，概念包括“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两种类型②。前者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仅表示事物的客观特征，经得起科学检验；后者则负载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味，会对概念使用者的价值判断造成影响。不少西方学者站在规范性概念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中国成为西方的对立面，成为专制、极权、停滞、奴役的代名词，请问导致这种价值偏见的根源是什么？ 徐勇：概念是人认识事实的一座桥梁，要认识一件事情，比如要认识东方社会，我们不能一个个地描述现实的东方社会，而是需要去概括东方所有社会的本质特征。话语主体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所站的位置不同，认知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东方，不可避免地会以西方为参照物来看待东方社会，这是一个经验的表述。 但西方的表述也有其历史根源，因为相较于东方社会，西方在早期文明中走得更前。恩格斯所论述的三次大分工理论针对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因为只有古希腊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个体从团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商人群体；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传统农业共同体瓦解，个人而非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进而出现了契约。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时就经历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个体因而一直被包含在家族共同体中。只有到第三次社会分工后，个人才是自由的、独立的。所以，当西方站在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其他社会时，便会使用“专制”等意识形态标尺，“自由”成了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他们使用“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来概括东方。从这一点而言，西方是以自己的文明发展阶段和情境为参照来概念化东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