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学派莫过于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占据了美国大学政治系政治理论方向的大量教席，他的影响也从边缘化向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靠拢；而剑桥学派在波考克(J.G.A.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邓恩(John Dunn)这样一些领军人物的推动下不仅基本统治了英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美国也有相当影响，他们对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范式性的贡献。简单来说，施特劳斯学派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哲学史上伟大人物的伟大著作；而与之相对，剑桥学派则着力强调政治哲学家所处的历史语境。 虽然分歧很多，但是这两个学派毕竟都在研究政治哲学史，而这种研究也就与当代相关性的问题脱不了干系。他们都不是政治考古学家，不是为历史研究历史，而是试图通过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为当今的政治生活提供帮助，为当今的政治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审视施特劳斯和斯金纳的相关著作，考察这两个学派的奠基者如何看待政治哲学史研究的当代相关性问题，①从而处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从这两位思想家的某些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理论本身不允许其研究直指当代问题，那么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研究的当代相关性提供正当性的说明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其次，不管是对哲学史、政治思想史还是更普遍的历史研究而言，当代相关性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考察这两个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研究的当代意义，以及这种当代意义可能具有的局限性。 施特劳斯与斯金纳面对的当代问题及其理论困难 不管是施特劳斯还是斯金纳，都希望利用政治哲学史中的理论资源处理当代的政治问题。施特劳斯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当代危机。在经历了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之后，现代政治哲学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极权主义纷纷浮出水面，给当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他不满于这种危机状态，于是要重审古今之争，一方面检讨近代政治哲人对于民主危机所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从前现代或古典政治哲学家那里寻求解决当代危机的道路，而更具体地讲就是强调古代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②和政治理性主义对于如今民主政治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斯金纳也关注民主的问题，具体来说，他格外关注民主制度中的“自由”问题。他认为近代早期自霍布斯以降的个人主义运动将人类自由更多地界定为一种消极自由，一种没有外在限制的自由，而结果就是间接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急剧衰落。他无法接受这种政治现实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于是希望从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获得新的灵感，重新唤醒公民的政治热情，在当代推行共和主义的民主道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代相关性的问题好像又与这两位思想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方面，施特劳斯总是强调“像作者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作者”，并且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细致的、有时候甚至是冗长的、难解的评注之中，从不或者很少直接告诉我们当今的民主制度应该从前现代的政治哲人那里学习什么，怎样就能将古代的智慧用来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斯金纳对于历史语境的强调，以及对一种高度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式的复兴(之前在19世纪的德国一度非常兴盛)，使得他讨论某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具有何种当代意义显得格外困难，因为根据他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论，不管多么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语言习惯和政治背景。这样一来，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又怎么可能被用来改善如今的政治实践呢? 那么，这里似乎就存在一个矛盾，至少是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两个学派都想要用政治哲学史上的资源为解决当代的政治问题提供借鉴，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反对他们将历史上的理论资源用于当代问题之上。这种困难是否真的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两个学派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处理这个当代相关性的问题? 斯金纳：在语境中理解政治思想与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 几乎从斯金纳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施特劳斯就是他的主要论敌。在全面阐述剑桥学派研究方法论的作品“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③中，斯金纳对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那种专注于对经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展开了系统的攻击，他指出那种非历史的、孤立的文本分析存在诸多危险：比如将阐释者的思想强加给作者，出现年代错乱的概念，并且仿效培根批评那些“文本主义者”制造出“学说的神话”、“融贯性的神话”、“预见的神话”和“褊狭的神话”。而他自己提出的理解思想史的方法，也是他相信后人必然采纳的方法，就是将思想家都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虽然之后斯金纳还有不少关于方法论的文章问世，但大体都没有超出这篇“宣言”确立的框架。2002年斯金纳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政治的视域》(Vision of Politics)，其中第一卷专门讨论方法，而这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是发表时间最早的，④他承认该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出和预见了自己之后对方法论的发展，可见作者对此文的重视，以及该文在他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占有的地位。 与施特劳斯一样，斯金纳也要进行文本阐释，不过是一种语境化的文本阐释，也就是在文本和语境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绝对的“文本主义”和“绝对语境主义”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但尤其反对前者。⑤斯金纳强调，我们在利用前代思想家的资源处理当今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关注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而他的这一结论主要来源于克罗齐、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语言和行动理论。通过将这些理论资源融为一炉，斯金纳强调在进行观念史的研究时，不仅要关注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还要、甚至首先要搞清楚阐释对象在写那些作品时想干什么、在干什么、面对什么样的读者、处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即“利用历史研究的通常手段去把握他们的概念、遵循他们做出的区分、去理解他们的信念，并且尽可能地用他们的方式去看事情(see things their way)”⑥。他所依据的方法不仅考察特定概念的含义，而且将这些概念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系统和信念系统之中进行考察，进而将某个信念系统置于更大的一个时代的整体思想框架之中。变化着的思想背景塑造了变化着的概念系统，变化着的概念系统又塑造了变化着的单个概念，因此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本质上不同的问题，他们之间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在斯金纳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经典文本关心的是它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而且……在哲学中没有所谓的永恒问题。”⑦据此，他在《马基雅维利》最后一页批评施特劳斯时称“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是充当一个只负责记录的天使，而不是一个绞刑的判官。”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