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1)07-0055-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这为我国新时代教材建设开启了新的视域。我们将这一新的视域称为“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事实上，只有认识和理解“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才能看到既有研究的不足，才能立足教材建设面临的时代挑战，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学理论述与实践指导。 教材建设可以划分为两项主要任务，即教材内容选择和教材治理设计。教材建设的立场是指人们选择教材内容和实施教材管理所处的地位以及所抱的态度。在教材建设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价值问题，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就意味着教材建设无法回避立场问题。 表面上看，“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立场问题，与社会群体无关。知识立场论者从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出发，通过标榜“价值无涉”巧妙地遮蔽“价值判断”，从而宣称“无立场”，以消解课程或教材建设的社会立场问题。然而，后现代知识观所举证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则让课程与教材建设的社会立场问题显形，且不可回避。人们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中发现了“谁之知识”，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和“谁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在逻辑上，“谁之知识”甚至要优先于“什么知识”的问题，即先要有人为“知识”立法，给出(科学)知识的判断标准，才能在不同的(科学)知识之间进行价值排序。从这一逻辑排序上可以看到，倡导现代知识观、宣称秉持纯粹知识立场去认识和处理课程与教材建设问题的学者并非没有社会立场。他们的社会立场就是用普遍主义法则为知识立法的群体的立场。具体表现为，从掌握普遍主义法则立法权的群体或实体的利益去认识和处理课程与教材问题。然而，其悖论在于掌握普遍主义法则立法权的群体或实体在现实中往往又难以摆脱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服从特殊社会群体或实体的利益。福柯的“权力制造知识”[1]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论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米尔达尔也曾直白地指出，科学家本质上与其他人没什么差别，在创造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强大的传统、种种利益与偏见的影响。这些影响触及科学家所选择的方法、所创立的理论、所使用的概念、所遵循的方针等等。[2]“谁之知识”的问题凸显了知识所固有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建构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立场的问题引入课程与教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考虑到知识的社会属性往往与特定的空间境域(疆域)联系在一起，那么“谁之知识”问题的出场，也就使“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这一理论与实践场域成为可能。 所谓“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是指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层面出发去认识和处理教材建设的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故而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又与教材建设的人民立场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因此，“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也可以表述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中国立场”。通过这样一种转换表达，我们发现，一方面，要说清楚“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还需要澄清“中国”一词的内涵；另一方面，如何通过新时代教材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国家立场”的题中之义。当然，其中廓清“中国”一词之所指就成为关键的“结点”。 何谓中国？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非不言自明。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个上帝，多个国家”的列国体制有着显著的差异。不少学者试图以欧洲的帝国—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的内涵，其结果往往是遭遇词不达意的窘境。[3]正如萨义德所说，在西方话语中，“中国”是建立在“想象的异邦”基础之上的；关于这种“中国”的知识还是“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基础上的。[4]在本土话语中，“中国”这个概念的雏形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在先秦就有50余种典籍论及“中国”一词，大体上包含三重意蕴：(1)地理上的“中国”，是世界地理之中心；(2)政治上的“中国”，是“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的王政施行的区域；(3)文化上的“中国”，代表文明程度最高之地域。事实上，在近现代以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中，“中国”概念中的“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是合二为一的。 在现代话语中，人们常将“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有论者试以“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却又多少遗失了两者统一于“中国”一词的精妙之处。鉴于此，不妨综合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和理解“中国”的内涵。在时间维度上，看似可以彼此区分的“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实则因共享“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的想象而形成了“中国”概念的一个统一体。“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始终有着共享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等。这些共享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脉络清晰的承传。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蕴含着“革故鼎新”“谐和万物”“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理念；[5]“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实践中形成一个连续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古人关于“小康”“大同”的理想境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传统从政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则蕴含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爱国理念。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各项“保民”举措更是充分地体现了“民惟邦本”“敬德保民”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之间的连续与统一。在空间上，“中国”不再表示为世界地理之中心，而是标识出“传统中国”天下体系(赵汀阳语)中历史上的不同地区组成了现代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清晰疆域。故此，“中国”一词既是“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统一，也是“文化中国”(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中国”(主权国家)的统一，还是天下体系中历史上的“不同地区”与现代主权国家的“整体疆域”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