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21)04-0015-1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智能革命进程的加快，相关技术也被运用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其中，大数据与算法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算法政治生态[1]15。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家权力政治的角逐逐渐演变为算法角逐。同时，科技的发展促使新通信技术在混合媒体中迅速传播并重塑了政治环境。在西方国家中，政治家们不再依靠单一的媒介来传递他们的信息。相反，他们开始使用一系列渠道，通过大数据与算法在印刷媒体、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上发布信息。对此，克莱斯·德·弗雷斯(Claes de Vreese)等人认为，“当今政治传播的特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而媒体的环境是被高度选择的”[2]。所以，当下人们所接触的信息很可能是在算法的设计下按照主动、自选以及预定的方向推送到他们的视线[3]。近年来崛起的民粹主义势力也正与这种政治生态紧密结合，形成算法民粹主义。 关于算法民粹主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不多。Diggit Magazine主编伊科·马利(Ioc Maly)曾在《算法民粹主义与算法行动主义》等文中有过相关论述，但他把算法民粹主义简单地定义为“数字化的时空交流与话语关系”[4]，并没有深层次讨论其内涵及发生原因。卡里金·莱杰梅克(Karlijn Raaijmakers)则讨论了西方政客是如何把算法机器人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而增加其追随者[5]。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是从算法对民粹主义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杰西卡·鲍德温—菲利比(Jessica Baldwin-Philippi)把算法总结为民粹主义的技术表现[6]；而保罗·格鲍德(Paolo Gerbaudo)认为，嵌入算法技术的社交媒体在与民粹主义结合后有利于民粹主义领袖在选举中塑造亲和力的形象[7]；马立明与万婧则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算法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8]。 与此同时，如何正确使用算法技术？如何让技术服务于民主政治？近年来相关学者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区块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方面。在这些研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是威廉·马格努森(William Magnuson)于2020年出版的《区块链民主：技术、法律与大众之治》一书，在书中他讨论了区块链技术构建民主的可能性以及区块链民主的优点与弊端[9]Vii-iX。而达西·艾伦(Darcy Allen)等人把区块链民主称之为“加密民主”[10]。安森·卡恩(Anson Kahng)等人则使用“流动民主”的概念介绍了一种基于算法视角下的集体决策模型[11]。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建构区块链民主系统的研究，例如，尼尔·克谢特里(Nir Kshetri)与杰弗里·沃斯(Jeffrey Voas)便设计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投票系统[12]。 目前，关于算法对于民主政治是走向民粹还是民主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研究热点，但是，以上研究都没有深层次地分析算法民粹主义以及算法民主的内涵与特征。在笔者看来，算法民粹主义是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代后发生偏离的产物，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面对算法民粹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用算法民主来予以纠正。对此，本文将在讨论算法民粹主义的内涵、特征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分析算法民主这一数字时代中的理想政治模式，并试图探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算法民主对于民主政治重新走向平衡的潜能。 二、民粹主义与算法民粹主义 学界一般把民粹主义划分为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主要区别在于，左翼民粹主义属于社会平等主义阵营，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属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此外，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社会特权阶层，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外国移民，两者都具有排他性。同时，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们还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细分。例如，鲁迪格·多恩布斯(Rudiger Dornbusch)与赛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提出了宏观经济民粹主义[17]，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提出了文化民粹主义[18]。除此之外，相关类型还包括网络民粹主义、农业民粹主义、石油民粹主义、货币民粹主义，等等。但这些细分后的民粹主义(除网络民粹主义之外)都难以体现科技的发展对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并且即使是网络民粹主义，反映的也只是民粹主义领袖通过新媒体等多媒体途径的传播，直接调动网民或粉丝民众，发起对传统精英的攻击[19]。这也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克里斯玛型”民粹主义领袖依靠技术团队运用算法进行精准营销的现象。因此，本文讨论一种基于算法技术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即算法民粹主义。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透明、即时且可普遍访问的世界，这使得人民能够成为开放民主中知情的决策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治上的自治似乎与分布式社会技术网络正发生兼容，而政治理论家们所追寻的直接民主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可能[13]。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随之出现一种策略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正与算法技术相结合，举着代表人民的旗号，破坏着西方国家民主的进程。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其背后都有剑桥分析公司的影子。剑桥分析公司在其宣传活动中加入了民粹主义元素，并通过一些微观目标以及精准营销成功引导与改变了民众的观念和想法。对此，《牛津英语辞典》直接把“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在算法推动的影响下，相比事实，民众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14]。例如，在Scienc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Twitter用户更倾向于转发虚假信息而忽视真实信息[15]。对于“后真相”，邹诗鹏认为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其实质还是民粹化[16]。而在董青岭看来，2016年也被誉为传统民调时代的终结。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传统民调技术公司预测失败的共同原因如下：第一，民调样本不足；第二，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民调时期民众不会表达其真实想法；第三，剑桥分析公司数据策略的推动[1]28-48。对此，在算法团队的帮助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正刻意迎合乃至操纵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