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1)02-0001-13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思想事件，同时无疑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思想事件和政治事件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马克思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锐敏的时代意识、辩证的批判精神、深切的人文关怀，开启了在思想中把握世界并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崭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1]10-11 19世纪中叶肇始，古老的中国不得不站在“世界历史”的交汇点上，天地玄黄，沧海桑田，风雷激荡，革故鼎新，中国历史开始上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特别是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进程，历史地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前行发展道路，切实地实现了社会文化转型——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3]5峥嵘岁月，百年沧桑，抚今追昔，远瞩高瞻。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当今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传承发展的百年历史视域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宏观视野与史学眼光，以“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为观照和评鉴历史的尺度，回顾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理论发展历程，返回历史之现场，图绘历史之原像，追索播撒之路径，感应思想之共鸣，探寻真理之共识，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历史学意义。 一、历史总体性：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无疑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思想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在继承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美学，将文化艺术生产创造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辩证有机地理解为“总的合力”的历史结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崭新视域，实现了美学史与艺术学史上的转型变革，并由此生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美学的文化政治美学范式。 今天，当我们试图回顾、梳理和审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百年历史过程时，应该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之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来完成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这意味着，我们选择的历史哲学视域和方法是一种“长时段”的总体化的历史宏大叙事，而非“短时段”的碎片化历史微小叙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影响，历史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短时段”微小叙事，过多地聚焦于历史史料的实证性研究，或者把历史仅仅理解为线性时间的展开，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或模糊了宏观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的历史哲学意识。对此，当代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和乔·古尔迪曾呼吁重建“长时段”的宏大历史叙事，恢复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域。在2014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中，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在全书的开篇仿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达句式：“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在全书结尾处他们再一次号召：“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4]呼吁历史学家回归宏观的历史视域，以重建“长时段”的宏大历史叙事传统。 所谓“长时段”历史研究方法是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出的重要观点。布罗代尔十分服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强调“长时段”宏大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啻为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当代展开。这对于我们回顾、梳理和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具有历史学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同时，这无疑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在此，我们应如何以“长时段”的宏大历史叙事视野来回顾、梳理和审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当我们面对极具宏阔历史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开创者们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政治实践时，我们的历史叙事如何才能既有宏大的视野更有对历史复杂性的辩证阐释。无疑，这是我们面对历史，尤其是面对以唯物史观而著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史，而必须历史的辩证的清醒的意识到的首要问题。 显然，运用“长时段”的宏大视野进行历史叙事，需要具有把握历史的宏观视野。这让我们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所提出的“总体性”概念。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学科基础，离开“总体性”就无从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性)发展的科学。”[5]77多年以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再次强调：“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些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a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5]15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实质上也就是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历史总体性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方法。因此，“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念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5]61尽管对于卢卡奇“总体性”概念还有许多争论，但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方法至关重要。“总体性”为我们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提供了方法，也增加了难度，确定了高度。我们需要葆有卢卡奇式的“总体性渴望”，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历史方法，以“历史总体性”为宏观视域，把握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历史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