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学的新征程 面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挑战与机遇，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任务是艰巨的，知识挑战的难度前所未有；然而，施展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中国政治学者拥有宽广的思想与理论挥洒空间，有诸多的重大课题有待思想突破与理论开创，因为历史还远远没有终结，人类政治文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全球社会的现状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还有巨大的落差。 中国政治学者责无旁贷，因为西方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目睹西方政治体制陷入长期衰败、跨国垄断性资本拥有支配社会游戏规则的空前权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全球治理失灵与失序等这些严峻的挑战，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苍白无力。他们长期颂扬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已经破灭，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他们难以适应21世纪涌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以及加速前进的历史脚步，因为他们画地为牢，身陷思想窠臼与意识形态牢笼无法自拔。他们无力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因为他们长期奉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遮蔽了理论视野，限制了分析工具，在结构剧烈变动及多重历史趋势同步翻转的关键年代，他们最擅长的知识技能骤然失去了时代关联性。 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崛起，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挥的巨大拉抬作用，他们不愿看到由中国牵头的南南合作不断深化。他们固执地认定，美国霸权的陨落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没落，只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世界政治大范围的动乱与失序；他们却无法想象中国有可能带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并通过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来更好地推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更拒绝相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有条件、有机会、也有意愿协同全球社会推进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正因为西方学者刻意忽视与回避这些21世纪重大课题，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当仁不让。 中国政治学者更有无可回避的崭新学术任务。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所有社会正跨入工智能(AI)以及新兴科技大爆发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爆炸性的冲击与影响，将给我们的生产与交换体制、社会治理模式以及行为与价值观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必然给所有社会带来极为严肃的发展道路与制度设计选择难题。一方面，我们如果能驾驭新兴科技蕴含的生产力倍数增长之潜力并实现其普惠作用，我们将第一次有机会打造一个接近乌托邦理想的分享社会与共享经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任由垄断性资本独占数字资产与超级数字平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因为AI科技、大数据与万物联网可以让地球上极少数人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以及前所未有的独断权力，他们可以掌控世界经济运行的命脉，支配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与思维模式，操弄所有国家的舆论与政治，并轻易摆脱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管辖与节制。 在迈向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秉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景与所选择的制度创新路径，不仅仅将深刻影响十四亿人的根本利益，也势将影响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尤其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如何为智能化生产时代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如何确保全民数字资产的公共属性及其利益分享与回馈机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全面转换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开创公民参政与民主监督的新模式，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抉择。这些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难题是崭新的学术课题，各个文明体系下的政治学者都在同一个知识竞赛起跑线上。然而中国在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已经一马当先，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更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二、迎接历史巨变时代 2008年10月我应邀做题为《身处大时代的政治学者》的演讲。我提醒政治学的同行，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历史巨变时代，我们正进入民主失落的时代、东西冷战再现的时代、美国金融霸权崩解的时代、非西方全面崛起的时代以及全球治理陷入失序的时代。“大时代”就是指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逝、全球秩序面临全面重组的关键时刻，我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多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转折的关头①。 站在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或反转，都与中国兴起有关。 第一重趋势反转，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这个历史结构形成于后冷战时期开端，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强权，但是这个单极体系不到二十年就出现根基动摇，所以严格说来不构成一个历史趋势，更像是一个特殊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aberration)。 第二重趋势反转就是“第三波民主”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充分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志得意满情绪。这个历史趋势只维持了不到四十年就出现退潮。民主崩解的案例陆续增加，许多新兴民主国家虚有其表，民主内涵已经逐渐被腐蚀，人民只能忍受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美国民主体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并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启动了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周期，经济秩序自由化的趋势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达到高峰。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破灭、超级全球化导致的极端社会分化、反全球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美国金融泡沫破裂、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这个将近六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趋势犹如强弩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