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1)02-0055-11 教育史学史是教育史学的客观演进历程。“教育—教育史—教育史学—教育史学史”是教育史学史的演进路径，也是教育史学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教育史学伴随教育史研究出现，是教育史研究中的教育史学，所以教育史学史实际建立在教育史研究的基础上。如果将教育史分为客观发生的教育历史、记录的教育历史与研究的教育历史，教育史学史就是对研究的教育历史的再研究、再反思与再认识。因此，教育史学史是与教育史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却又指向不同方向的学术研究。教育史学史主要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教育思想、制度、事件或活动，也不是对教育史研究的简单回顾，而是以教育史研究成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教育史研究历程的分析，重新审视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性质和功能定位、发展方向以及教育史评等，指向教育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与教育史观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是对教育史研究的历史性反思。由此可见，教育史学史不仅为人们提供教育史研究演变的知识谱系，而且提出了教育史研究中的问题、局限性和不确定之处，以便教育史研究得以健康发展。 一、为教学服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 中国教育历史悠久并富有特色，对教育历史进行专门研究却是晚近的事件。中国教育史研究与清末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几乎同时出现，并形成显著特点。伴随“西学”的广泛传入与“新史学”的兴起，中国教育史研究得以深入并趋于多元化，形成了教育史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一)“中体西用”主导下的教育史研究 “中体西用”是清末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主导下，“西学”传入中国，新学制得以颁布，新式学堂得以推广。但是，开办新学堂需要师资，培养师资需要开设教育学相关课程，教育史作为培养师资的教学科目出现。中国教育史研究由此起步并形成显著特点。 其一，满足教材建设需要的教育史研究。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馆”必须开设教育学(包括教育史)课程。《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其“简易科科目”规定：每周学习四点钟的教育学及教育史。1904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进士馆和师范学堂必须开设“教育史”，《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进一步规定：师范学堂须“先讲教育史，当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及中国教育家之绪论，外国著名纯正教育家之传记，使识其取义立法之要略。但外国历代教育家立说亦颇不同，如有持论偏谬易滋流弊者，万万不可涉及。”①满足新式学堂教学对教材的需要，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出现的直接动因。 其二，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教育史研究。中国最早的教育史著作源自日本，中国的相关研究者继而在翻译基础上展开中国教育史研究。其中，以罗振玉为代表的学术团队作出开拓性贡献。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形成了以罗振玉为中心，以《教育世界》为平台，以王国维、沈纮、蒋黼等为核心成员的研究团队。在“以日为师”的氛围中，《教育世界》译载大量日本教育史论著。1903年，罗振玉发表《与友人论中国古代教育史》，拉开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序幕。随后，罗振玉专注于教育制度史研究，王国维侧重教育思想史研究。由于研究范式来自日本，教育史研究中带有浓重的模仿色彩，如蒋黼的《中国教育史》不仅研究体例与日本学者狩野良知的部分著作相似，而且所述时段、所涉内容与结论也大致相似。 其三，仅限于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两个方面的教育史研究。在中国学制及师范学校初创阶段，教育史研究不仅要提供制度经验，而且要提供思想资源，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对象。加之，日本学者对教育史的研究也以制度与思想为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无论是蒋黼的《中国教育史》，还是黄绍箕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都集中在思想与制度两个方面。黄绍箕在论及编纂教育史动机时写道：“近年东西各国讲究教育，皆有专史，为各教科中最重要之书。日本长谷川乙彦氏《教育制度论》提出：‘欲定教育制度，当先研究教育史。’今拟仿其例，纂《中国教育史》，先辑长编，以资甄择”，并将教育史的研究范畴划分为“教育之制度事实”与“教育之议论理想”。② 其四，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教育史研究。“中体西用”是清末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教育史的指导思想。以黄绍箕为例，他是张之洞的得力助手、“中体西用”的践行者，曾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身份将张之洞的《劝学篇》进呈光绪皇帝并积极参与学制制订：“学务萌芽，科举未废，土夫或茫昧莫知其原，绍箕本中国教法，参考东西洋学制，手定管理教授规则，是为中国有学堂之始。”③他与柳诒徵合撰的《中国教育史》，虽以中国史料与方法为主探讨战国前的中国教育史，却在论证中大量援引黑格尔、康德、斯宾塞、赫尔巴特等人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研究成果，目的也在于阐发中国教育精神，以“抗衡泰西，使中国数千年已坠之绪业，抽萌擢颖，重见振兴”④。正因如此，这本《中国教育史》被研究者视为中国人编纂的第一本教育史著作。⑤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多元化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