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知识—国际关系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人类是自然的创造物，从人的身体构造到生存本能无一不体现着自然的属性，然而人在实践中积累了知识，又用知识履行了人类自身。这样，自然与知识就成为人和人类生活的两种最本源的因素。 自然与知识这两个因素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关系领域里最重要的因素是实力，虽然对实力的分解有许多角度，但被分解物无非就是占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资源的知识和技能。由于土地是自然资源的载体，土地和知识便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土地和知识就像人类进步的双翼，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们的地位不同，作用也不一样。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注：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页。）根据这一划分，我们发现，在农业社会，土地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知识所起的作用，因为当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所获得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农产品。而到了工业时代，知识的积累和更新使人类对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加强，于是知识对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开始日渐显现。但是，这一时期的土地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举足轻重，因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动力仍依赖于以土地为载体的原料、能源。在信息社会，知识成为时代的特征，知识可以使大部分原料再生，可以开发新的能源，可以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于是土地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了，知识在信息时代的作用将超越土地。 随着土地的决定性作用日益下降，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将逐渐衰落。地缘政治将遵循着萌芽于农业社会，成熟于工业社会，衰落于信息社会这样的轨迹，在现实与理论两方面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信息时代中决定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将是知识，对知识的争夺将逐渐代替以往对土地的争夺，地缘政治有可能让位于“智缘政治”。 农业社会——地缘政治的萌芽期 1.定居与争夺土地的战争。前农业时代是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其间几次重大的知识发现，革命性地改变了先民的生活，并最终使他们进入农业时代。先民定居下来，建立在一定疆域基础上的国家逐渐形成，从而开始了早期的国际关系。 在农业社会里，知识的新发现始终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如青铜器的冶炼知识、炼铁的知识、牛耕的知识，以及制度革新等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从而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但是由于新知识是零星地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而大大削弱了知识变革所引起的历史震撼，使得人们认识上忽略了知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突出了土地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意义。鉴于财富来源于土地，一国的君主更倾向于发动战争去掠夺土地来增加实力与财富，而不去思考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来提高单位亩产。对知识、技术进步的追求更多地表现为民间的自发行为。 因此，在农业社会，土地便成为国际交往的焦点问题。它是一国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决定其国际影响力强弱的根本因素。争夺和控制土地的斗争贯穿着农业社会的国际关系史。比如春秋250年历史，“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这些战争都是为了土地占有或物质掠夺而发动的。”（注：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战国二百四十八年，有史载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也都是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注：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世界历史亦然。罗马与迦太基的残酷斗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由于罗马担心迦太基对西西里岛北部的墨西拿抱有野心，而当时墨西拿的寡头政治集团也已经向罗马请求保护，于是两大强国间的战争爆发了。”（注：马文·佩理：《西方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7页。） 2.秦统一的地理决定论与早期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公元前221年，秦所以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可以列举许多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即地缘政治的作用。中国学者田昌五等指出：“秦国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既可以攻，又可以守。故而最后由秦国歼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注：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战国时期地理政治的巨大作用使诸多的策士都注意到了国家的强盛与土地紧密相连，都从土地的角度出发阐述国家兴亡的战略问题。他们的见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 战国时策士的分析框架基本如下：土地及位置；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以土地为基础的人口。这三点构成当时各国的基本综合国力。 苏秦指出：“秦之攻韩、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注：司马迁：《史记》。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页。）这是指出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李斯在《上秦王书》中则很好地论述了土地对农业与人口的作用。他指出“臣闻土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注：司马迁：《史记》。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2页。）。另一位战略家范雎也指出秦国的战略：“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制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注：司马迁：《史记》。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页。）这仿佛就是麦金德“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的三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