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东方国家，主要是指包括中国（及所属台湾，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它们在本世纪先后步上现代化之路，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为人类进步繁荣做出了贡献。毋庸置疑，在未来的21世纪，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东西方国家的互动合作，因此这些国家的境况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这些国家与全球经济日渐紧密的联系，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角色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在社会体制和经济模式方面进行新的转型和转变，以提高自己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最近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不仅暴露了这些国家在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种种问题和缺陷，更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思考，对这些国家近百年来的现代化之路进行反思。 一、“政经联盟”的必要性和潜在隐患 这里所说的“政经联盟”(A Politico-economic Coalition)，是指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约而同所选择和创造的一种国家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就是政治举措和职能的经济化，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政府全力以赴投入经济建设，并在各个方面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个过程中，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几乎成了所有国家政治的唯一支撑点，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长期支持。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到来之际，亚洲各国普遍感受到了自身经济上的贫弱，现代经济意识日益觉醒，从而有充分理由把发展经济作为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 然而，这些国家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呢？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否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做好准备，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情况下进行现代经济运作的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暂且不论，就从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氛围来说，东西方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方国家原本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实行君主制和家族制相结合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官本位”为主，从根本上缺乏民主和自由思想机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这些国家创造了全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管理方略，这就是官本位与意识形态治国高度一致和一体化模式。这也许是在现代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大多数民众尚无现代民主意识情况下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一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高知识的官吏队伍，并以此去管理、影响和教育民众，才有可能维持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并在国家权力作用下（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由国家政府统一规划和实施）实现现代化变革。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以意识形态变革为先导的现代化过程的特点之一。最早觉醒的社会精英大多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先锋派和创新者，与旧体制旧政权相对抗；尔后逐渐务实，通过各种政治斗争途径改朝换代，成为新的国家权力者和官吏。 由此来说，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看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与东方官本位体制的奇妙结合也未尝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经济基础本来就薄弱的条件下，国家权力意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从传统的君主及家族政治体制向现代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权力性质和观念的转变始终举足轻重，在权力的重心转向经济的同时，经济活动的政治属性也愈明显。这种政治与经济活动相互倚重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独特内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并不能很快转变为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自由经济，反而很可能自然转变为政治专制体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亚洲，日本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启迪并接受现代经济发展观念的国家，它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工业化的高度增长，成为本世纪初的世界强国。创造这种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奇迹的奥秘之一就是国家权力对发展经济的全力投入，集中全国全民的财力、智力、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对日本而言，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它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如果说明治维新是完成政治上的准备的话，那么文化上的“脱亚入欧”则在意识形态方面奠定了基础，就此日本顺利完成了国家权力意志重心的转移，从传统儒家的道德治国转向了经济兴国。日本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并没有变，但是它的政治价值尺度变了，政府职能也变了。可以说，日本的现代经济的基本性质是国家性、政府性、家族性的，而不是个人性的。事实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牺牲个人资源为代价的。而日本民众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甘心情愿，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感所致，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负和歧视，富国强民是万众同心；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意识薄弱，人们也自然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上。显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里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得政府有更充分和合法的理由直接驾驭和参与经济活动。对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这种情景必然有利于统一规划和优化调配，集中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在某一方面增强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这当然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欠发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迎头赶上，必须集中并发挥整体的优势，防止方方面面的分散出击、重复建设，所以实行强有力的政府经济监控甚至统筹是理所当然。问题是这种把经济发展完全纳入政治轨道的情景，也很容易导致经济活动的政治化，使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演化为政治的工具。尤其在专制体制下，政治和经济生活都缺乏透明度，民众只为一律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并无个人参政议政的权利与习惯，一般很难在国家利益和专制意志之间有所分辨，因此容易给一些政治强人造成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不可能超越一般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宏观监管，避免直接卷入经济危机，也无法回避政治方面的压力，承担经济危机的后果。这时候，在意识形态一律条件下，高昂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官民同心同德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也可能转化为对外扩张或封闭的国家政治要求。为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时常处于互相牵制和混淆之中，用政治方式达到经济目的和利用经济手段制造政治效应的做法几乎难以避免。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态都有可能向畸形和极端方向发展。由此说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专制军国主义国家是其必然后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本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就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不平衡状态中人类欲望和权力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