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0)05-0011-08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20.05.002 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概念被赋予本体论的意义，并指导着相应的民族志实践，包括教育民族志。在教育民族志研究中，文化概念是其逻辑起点。艾森哈特(Eisenhart M.)认为：在探讨民族志时，首先要了解文化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在当代文化中的新特征；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没有清晰的文化概念，民族志研究就无从说起。[1]王筑生等指出：“对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的研究，向来是人类学理论基础研究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而关于文化概念的讨论和辩论及其与人类学各理论分野的关系的研究，也应该是人类学思考和‘再思考’‘重新把握’和‘反思’的起点。”[2]在人类学中，民族志(包括教育民族志)发展的逻辑起点同样基于“文化”概念；文化与民族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3]因此，当“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在新的时代发生变化时，民族志也应产生连锁反应。教育民族志作为民族志在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运用，同样受到“文化”概念变迁带来的转变，必然形成新的研究途径。 一、文化研究的转向 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成为把握文化概念的前提和基础。近百年来，世界各地的人类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和转型，“文化孤岛”式的田园生活逐渐被“互联互通”的现代性社会所取代，传统人类学研究中“遥远的他者”已不复存在。 (一)传统文化论 地理大发现让欧洲殖民者发现了新大陆。随着对原始部落展开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逐渐发现了与欧洲文化完全不同的“他者”。他者认识(otherness)逐渐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认识。这里的他者是相对欧洲文化的他者，是文化的他者。他者认识是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判断和建构。因此，认识他者最终是为了认识和理解文化。 20世纪初期正值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建构时期。[4]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厄斯(Boas)、本尼迪克持(Benedict)、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人类学家针对当时的文化样态，从各自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文化本体性认识假设，即边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4]文化边界性源于博厄斯的“文化圈”理论，指人类世界存在多种文化，且相互之间形成封闭的文化圈，即“封闭的孤岛”。文化整体性则由本尼迪克持提出，她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范式理论，阐释文化整体性。在她看来，文化犹如一张破布，在文化的整体性作用下，这个破布总是会缝补破碎的条块，即它会吸收异质化和悖论化的东西。文化的系统性以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是“机械化”的运动；文化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但整体力量大于各个部分之总和。在这些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文化人类学迎来自己的黄金时期。 (二)新文化论 随着全球移民潮、新媒介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想的涌现，世界呈现出新的文化样态。“融合”成为时代的新名词。全球化的发展让移民潮超越任何一个时代。民族间的杂居和交融带来了一系列习惯和信仰问题。新媒介的传播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让世界各地能迅速地互联互通；网络经济等全新经济模式的出现，无形中促成了移民的迁徙和文化的大杂烩。麦克卢汉(McLuhan)提出“媒介即信息”的隐喻，认为媒介方式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让文化超越国界和民族，在全球兴盛。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反对国家干预，提倡全球治理；由全球化带来的商业扩展，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提倡教育服务商业化，掀起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6]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文化呈现新的样态，人类学黄金时期有关文化的本体论假设开始动摇，文化的边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受到批判。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文化的边界性。卡尔·菲尔德(Mina Caulfield)基于巴斯(Barth)的族群分析(analysis of ethnicity)提出，两个文化之间的边界更有可能是抵抗策略的结果，而不是源于对文化孤岛天生的向心力。[7]克雷默(Richard Clemmer)继承了她的结论并与她成为两股理论潮流的先锋。第一股潮流中，文化不再被视为具有天然边界的整体，而是被视为人为建构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有些是发现的，有些是自我发明的。[8]另一股潮流则认为文化特性不是空间性而是时间性和过程性。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世界体系中“意识形态”从中心向边缘扩散。在这一世界体系中，此文化和彼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即文化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失去合法性。此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思想，将理念置于与物质动机和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们将流变性、弥散性、混杂性置于文化诸多特征的顶层。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文化传播论的回归，但实质上是阐释主义和唯名论视野下的传播论。 如果文化没有天然的边界，那么文化的整体性是否也无法天然形成？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实的文化生态是流变和不连贯的。[4]在这一观念影响下，文化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向度。随着全球移民潮的出现、新媒介形成的长辈和子女隔离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新的不平等，文化的混沌性越来越明显。我们身边的他者越来越多，不同肤色、族群、性别、国际社区或国家之间的他者纷纷涌现，进一步展现了文化的复杂性与差异性。面对这些他者，人类学从对霸权主义(hegemony)整体性讨论逐渐转向“个体化”。种族、族群、性别、两性问题等逐渐被认为是地位和身份的变体，而不是阶层(class)变体。地位和身份引发了人类学的两条研究路径，一条是挑战民族志研究中预设的男性宗主地位(suzerainty)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另一条则是通过对优势地位和符号资本的控制实现对男性宗主性的重构。由此，身份和地位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图式，如两性研究、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表演性(performance)研究等。英美人类学界开启的表演性研究在德国教育人类学界发扬光大。伍尔夫(Wulff C.)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开设教育学表演研究中心，对学校中的表演性展开了十余年的研究，展现学校场域下儿童在学校仪式中的表演与具身化过程，取得丰硕的成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