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6-0107-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二十余年，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国成为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期间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作为主要领导人，在这个历程的关键时刻陈云有许多故事和箴言值得我们铭记。其中突出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工作方法是对经济数字信息较真。他是第一代领袖中较为关心数据、勤于计算的一位，曾经自称为“算账派”[1](p1792)。为了唯实，获得可靠的数字信息就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初期，陈云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多次坚持获取与运用可靠数字信息，领导国民经济跨越峡谷、渡过难关。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这些经验使我们倍感亲切。以下从四个故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历程的关键时刻陈云对数字信息的运用及其对今天的启示。 一、将钢铁指标降下来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盲目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导致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码。陈云对此表现出了应有的冷静。他于1958年7月针对西北协作区扩大会议上认为西北四百二十万吨钢铁太少了的意见指出：“一个地区讨论的数字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定下来。不能立即定下来的原因是：第一，要综合一下全国的数字。像钢铁，这里讨论的是一千一百万吨，究竟华北讨论的是多少还不知道。第二，还因为钢铁上去了，其他相应的东西也应该跟上去。比如煤炭、电力需要再加多少?各个产业部都应该再计算一下。协作区各省提出的指标数字，我以为需要再充分研究一下它的可靠性。”[2](pp224-225) 关于1959年的钢材产量指标，冶金部提出三个数字：900万吨，950万吨，1000万吨。1959年5月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与此相适应，钢的生产数字是1300万吨，1400万吨和1500万吨。”[3](p130)而“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900万吨)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不是轻而易举，要做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他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说明指标过高的原因[3](p131)，并且分析了国家的财政收支、信贷和外汇收支等也决定了钢铁指标的限度：1958年财政总收入为387.6亿元，总支出为409.4亿元，财政赤字为21.8亿元[4](p15)；出口贸易总额为67亿元，进口总额为61.79亿元，顺差为5.3亿元；1958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95.3亿元，贷款余额为477.7亿元，存贷差为182.4亿元[4](p178)。因此国家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撑钢铁工业过高指标。 由于陈云的意见论据周密、材料翔实，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采纳，正式将1959年钢材指标调为900万吨，相应计划钢的指标为1300万吨。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指标。这一年经过全国人民的拼命努力，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勉强完成了897万吨成品钢材。[5](p224) 二、粮食生产第一步要达到年人均800斤 1958-1960年的“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天灾人祸使农业遭到严重破坏。面对缺粮带来的民生极度困境，陈云提出要算账：钢铁、水利等基本建设上去了多少人马?放开肚皮吃饭，有多长时间?多吃了多少?秋季收得粗糙，每亩地损失了多少?他指出：河南信阳的毛病，就是吹了牛，不改口，搞得下面不敢说真话，情况反映不上来。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很危险。提倡讲老实话，但是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我跑了几个省，一讲到1958年，就含含糊糊。过去领导工作，下去总要问一问干部情况，大家也是敢讲的。现在除了第一书记、组织部长还可以讲一点，其他人都不敢讲，这是党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为了搞清情况，他算了几笔账：一九五三年以前，征粮三百亿斤；统购统销以后，是八百六十亿斤，即国家手中拿到八百六十亿斤，才可以过日子。一九五四年拿到九百多亿斤，多拿了七十亿斤，出了一点乱子，主席批评了，后来退回去了。现在，实际需要一千一百亿斤，而能拿到手的仅九百多亿斤，比八百六十亿斤多百把亿斤，大家就感到不安宁了。全国各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余粮调出的；(二)不进不出的；(三)缺粮调进的。现在，余粮省外调是越调越多。比如黑龙江外调三十四亿斤，留下的口粮还不到人均四百斤，那里气候寒冷，据说要五百至六百斤口粮才能过得去。四川外调三十亿斤，过去交通不便，库存大，多调一点还不成问题，现在老底子挖得差不多了，库存只有二十多亿斤，是边征购、边调运，相当紧。湖南调出十二亿斤，也是吃力的。江西调出十五亿斤，过去是九亿斤，一下加了那么多。浙江调出十亿五千万斤，过去是六亿斤上下……过去属于不进不出的省，现在也要调出了，比如，安徽现在要调出十三亿斤；湖北要调出八亿五千万斤，最高曾调出过十亿至十二亿斤；广东过去一直是自给的，现在要调出九亿斤；贵州要调出五亿一千万斤，过去是不派用场的；云南要调出三亿斤……福建前几年是调进的，现在要调出二亿二千万斤；河南出了那么大的乱子，现在还要调出六亿斤。余粮省调出数大大增加，不进不出的省也外调了，这样大家都紧起来了……搞得这么紧，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工矿增加了三千多万人，要吃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三千多万人，主要在煤、铁方面。河北省增加200多万人，一百三十万是煤、铁增加上去的。[2](pp296-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