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0)03-0127-1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自1992年起，世界银行开始对中国实施的扶贫项目做出系列专题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政策和实践，为国外社会了解中国反贫困状况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进行系统研究。2000年9月8日，联合国大会第55/2号决议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决心“在2015年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①截至2004年初，中国提前实现了将1990年的8500万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减贫目标②，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实践。2015年9月，联合国第70届会议正式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项为“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③。2020年3月，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④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展开进一步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研究，注重观察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状况及发生原因，分析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所采取的政策及卓越成效。他们既致力于用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显著成就来验证既有反贫困理论的有效性，又注重总结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实践经验对世界反贫困斗争的普遍性意义。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状况及原因的分析 在各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努力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绝对贫困的状况及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消除绝对贫困的政策。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政策和实践，也是从分析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状况及原因开始的。 (一)关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类型 国外学者通常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态型贫困，即绝对贫困集中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贫困地区，在非贫困地区可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几乎没有或根本不存在绝对贫困；另一类是社会经济型贫困，即绝对贫困人口与富人、中产阶级生活于相同地区，彼此交融在一起。在这两种类型贫困之下，绝对贫困的分布状况不同，所采取的反贫困政策也会有很大区别。解决生态型贫困应把整个贫困地区作为政策目标，解决社会经济型贫困则需要查明分散在非贫困人口中的个别贫困家庭并将其作为政策目标。⑤可以说，对于贫困类型的正确判断是制定有效减贫政策的前提条件。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首先判断的就是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是生态型贫困还是社会经济型贫困。1992年6月，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减贫战略》的报告，认为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属于生态型贫困，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所有农村人口拥有土地使用权，所以中国没有失地农民”，换言之，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不是农村劳动力失地问题”，“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尤其是中国北部、西北和西南的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使用权，但是粮食生产水平极低，仍然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医疗教育条件恶劣”。在这些贫困地区，“艰难的丘陵耕种条件、贫瘠和退化的土壤、稀少的降雨、交通不发达和其他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远离城市市场等因素，都导致了贫困的加剧”。⑥ 不过，国外学者并非全都认同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视为生态型贫困的判断。例如，1994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经济系李思勤发表了《中国农村贫困：边缘化还是分散化》一文，认为：“简单地将中国农村贫困界定为生态型贫困很容易忽视造成贫困的社会经济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业核心地区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个体化贫困，贫困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分散，而不仅仅是集中在偏远地区。如果贫困人口的分布范围确实比政府确定的贫困县要广，那么很多人就不在政府减贫政策扶持范围之内，他们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因此，需要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⑦作者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实际上还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政策的全面了解。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采取了中央财政重点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政策，对“分散插花贫困乡村”也没有忽视，而是由各省地方财政支持开展扶贫开发工作⑧。随着对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和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实践研究的深入，国外学界越来越趋向于肯定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属于生态型贫困，认为这符合中国贫困的实际状况。 (二)关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既有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约，也有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局限。对于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国外学者有各自的分析视角，因而众说纷纭。 1.地理性因素 1999年5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等发表《中国落后的贫困地区》一文，分析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的原因：“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似乎完全是由于地理外在因素所致，而不是由于农户家庭自身财富收益的增加。地理外在因素意味着生活在贫困地区会降低投资回报”，“如果贫穷的农民碰巧生活在贫困地区，他的投资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这样就会出现‘地理贫困陷阱’，使得生活在富裕地区的贫困家庭最终可以摆脱贫困，而生活在贫困地区的相同家庭却陷入停滞或衰退”，而且，“持续贫困地区可能会出现贫困的自我延续”。⑨2000年12月，瑞典哥德堡大学比约恩·古斯塔夫松等发表了《中国贫困状况及其变化》一文，也认同地理性因素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作者指出：“在中国，贫困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城乡之间存在重要差异，统计证据表明贫困主要是农村现象；较富裕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欠发达、最贫困的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在中国，有针对政府所划定农村贫困地区的措施，因为生活在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比其他农村地区的人们更容易贫困。到1995年，中国不同农村贫困地区之间的贫困率存在显著差异”。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