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要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邮箱:wuyw@cass.org.cn(北京100028)。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府就建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力市场消失,城镇就业由政府劳动部门计划安排,农村劳动力则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知青返城给城镇带来巨大就业压力,政府出台“三结合”的就业政策加以应对,开始打破传统的统包统配就业体制,劳动力市场开始发育,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二元经济体制向一元过渡。经过长期的高速增长和就业创造,2003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由供过于求开始演变为供不应求,劳动者工资迅速增长,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改变,劳动力市场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从促进就业到兼顾推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在每一个重要阶段,政府都出台了较为明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字号:

       1949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成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劳动力市场被取缔,计划经济体制覆盖城乡,在城镇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在农村则把劳动力集中在人民公社内。由于背离了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最优水平且大起大落,城镇化进程缓慢,大量剩余劳动力拥挤在农村“蓄水池”里,二元经济体制长期持续。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成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本途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人民公社的社员转变为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独立核算并自负盈亏的自营劳动者。城镇出现劳动力市场并成长壮大,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超过传统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推动了高速增长和城镇化,也改变了中国的资源禀赋。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失业高峰,成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资本逃离,企业倒闭,新中国遭遇了第一次失业高潮。改革开放之初,1600万知青返城,给城镇带来了第二次失业高潮。在就业压力面前,政府推出“三结合”政策作为应对,向市场开口子,打破了“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经过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就业体制走向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1998-2002年,中国政府主动推进国企改革,大量劳动者从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失业高潮。由于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高校扩招等一系列正确决策,这一轮失业高潮过去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态势开始逆转,供过于求开始转向供不应求,劳动者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政府劳动部门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推出一系列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城乡家庭拥有的财富和劳动力配置模式,已显著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尚未消除,户籍制度和伴生的福利体制尚未完全打破,还制约着劳动力的流动,所以,中国劳动力市场既受到旧体制的制约,又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处于调整和改革的进程中。本文在回顾中国70年来劳动力市场发育历程时,从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一是描述劳动力市场自身发生的变化,二是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阶段设计和执行的政策,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变。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本文使用数据时,主要以图形来展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大量资本逃离、企业倒闭,政府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迅速治理了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和高失业,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赶超战略的发展之路,以苏联的计划体制为样板,在1953-1958年,快速设计并建成了“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的制度体系,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统一起来。①由于当时的资源禀赋为资本稀缺和劳动力充裕,选择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道路,其实是背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实际增长速度一直低于潜在增长速度,还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早在1957年,马寅初就发现重工业优先增长与解决就业之间的矛盾,他把工业化作为既定的目标,从消费、就业等约束条件出发,提出应控制人口增长,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②

       从微观层面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内部缺少激励,生产率不高,尽管政府推行低工资制度,由于企业创造的剩余有限,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工业积累主要依靠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实现。人民公社内部同样缺少激励和效率,尽管政府一直在引进和推广农业科技,但粮食产量增加缓慢,相比于人口增长,几乎是同步。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城镇职工的年工资,1977年只有576元,甚至还低于1957年的624元。③农村生活水平更差,20世纪70年代,人均收入与20世纪50年代几乎“一模一样”。人均食物摄入量仅仅达到联合国的平均最低要求,每天2100卡路里。这是“最令人难过的”。④

       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会刺激人口流动。政府为了防止人口流动对计划的冲击,于1958年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⑤通过户籍制度严格维持着城乡二元体制——城市有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只能吸纳少量的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被迫滞留在农村,甚至成为边际产出水平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⑥在城镇内部,通过政府劳动部门和用工单位的计划,将劳动力统一配置和管理起来。这个时期,政府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和低工资政策。⑦城镇产品市场被取缔,城镇家庭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是以票证的方式由政府配给。低工资政策和“劳动是一种权利”的理念,使中国城乡的劳动参与率很高,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⑧从家庭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视角容易理解这一情况:如果妻子不工作,丈夫一人的工资或工分,是无法养活一家人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