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2-0109-06 汉冶萍公司①是近代中国最早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近代中国跨区工业企业的典型，其经营的区域横跨多省，公司的管理中枢从武汉到上海有一个区域衍变的过程，对所属厂矿的管控时紧时松。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界目前还未有人深入探及。本文尝试从其管理中枢变动的视角去解析近代中国跨区工业企业的管理行为，以企业的管理行为为立足点，通过还原汉冶萍公司管理中枢区域位置选择的衍变过程，探析其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管理中枢由武汉向上海过渡 官办阶段，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前身)的管理中枢是张之洞一手掌控的湖广总督府及湖北铁政局。管理中枢与厂矿毗邻，铁厂的管理与生产职能集中于同一区域。 (一)管理中枢在武汉的确立 第一，铁厂由粤移汉。关于汉阳铁厂，它是伴随着张之洞督鄂而来，没有张之洞的历史担当就没有汉阳铁厂的建立与发展，铁厂的区域选择必然随着张之洞的仕途变动而变化。早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就已筹备在广州建炼铁厂。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辖地的变化引发了建厂计划的改变。接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李鸿章的意见是厂随人迁，他认为“粤既订购采炼机炉，应运鄂试办”②。李瀚章亦无炼铁设厂之意，上奏清廷：“设厂、炼铁、订购机器。已付定银十三万有余。大炉倾销铁砂甚巨，矿务稍延即难源源供用，营建厂屋非数十万金不能，厂成后厂用相需甚殷，粤省何能常为垫支?现在直隶、湖北创办铁路，如将炼铁厂量为移置，事半功倍。”③张之洞亦有意将炼铁厂移至湖北：“查此机粤既不用，自宜移鄂。”④而清廷也赞同将铁厂移至鄂省：“湘鄂煤铁即经访知可恃，自应准将此项机器改运鄂省，择地安设。”⑤于是张之洞获得了在鄂省兴建炼铁厂的机会，全权负责汉阳炼铁厂的选址、筹建及运营。 在炼铁厂具体位置设立的问题上，当时有不少人并不赞同张之洞的意见。然而，张却坚持炼铁厂选址于汉阳，他的理由是：其一，“荆襄等煤皆在上游，若下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上水回船既无生意，运脚必贵，今设汉阳，懋迁繁盛，商贩争趋，货多价贱”，即煤价便宜；其二，“钢铁炼成亦须上运汉口销售，并须运至枪炮厂制造，今炼成发售如取如携，省重运之费”，即运费低廉；其三，“今铁厂、枪炮厂并设一处，矿学、化学各学堂俱附其中，布厂亦在对江”，通达洋务、谙习机器者“皆可通融任使”，即才尽其用；其四，“员司虚浮，匠役懒惰，为中国向有之积习，不可不防。厂距省远，物料短数，煤斤搀杂，百人仅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仅作半日之工，出铁不多不精，成本即赔，今设在对江督查甚易”，即利于监管、督察财物；其五，“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易动浮言，今则督抚司道等皆可亲往察看，百闻不如一见”，即便于官督、避免无谓靡费；其六，“矿渣煤渣每年约出三万余吨，除填筑本厂地基外，兼可运往汉口后湖填筑湖身，汉口城垣可免盛涨冲灌，沿湖居民可免浸淹”，即可用废渣填湖固堤、以防水患。⑥全汉昇指出，张之洞在汉阳设厂的六个理由中，只有第四个“可说是各理由中最成为理由的理由了”，“张之洞的坚持在汉阳设厂，主要是为了方便他自己的往返视察”。⑦毋庸置疑，当时有条件、敢担当起营建铁厂大任者惟有张之洞，厂址设置若超出其管辖范围，实难兴建。 第二，湖北铁政局的定位。湖北铁政局主要服务于张之洞在湖北的工业建设，但它的产生却是因铁厂建设的需要。1890年初，张之洞在武昌水陆街旧营务处公所设铁政局。1890年6月3日，另择武昌宝武局公所等处，“派委北布按二司、粮盐二道、候补蔡道锡勇总办局务”。⑧张之洞对湖北铁政局的定位，同样也是在于方便其对辖区工业建设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要有利于其在鄂兴办实业：“窃照湖北省织布官局办有成效，并拟以布局与铁政局联为一气，协济铁厂经费，业经奏明在案”⑨。 张之洞所建立的厂矿管理关系，有效促成了汉阳铁厂的建成。因为既要克服生产条件的困难，又要冲破上下级监控管理的各种障碍，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甚至不能两全的事情。 (二)管理中枢由汉到沪的过渡 官督商办阶段，1896年盛宣怀以督办身份接办汉阳铁厂。1901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为参预政务大臣，成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其政治活动重心渐离武汉。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并兼管学部，张之洞活动场域渐移到中央，官方对汉阳铁厂的管控开始减弱。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后，为了发挥工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应的长处，扩大了生产规模，延展了产品生产跨省操作的区域范围。不同于张之洞时期的汉阳铁厂，此时的生产力三要素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技能水平提高，劳动资料开始多样化，劳动对象也呈多区域的分布态势。这对生产关系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管理中枢的区域设置问题就不能再如建厂初期那样简单了。武汉的管理中枢地位从盛宣怀接办开始就日渐式微，管理职能与生产职能不再如官办阶段那样紧密结合于一地，开始了在区域上的分离。上海的管理职能日渐加重，管理中枢开始超出武汉范围、逐渐远离于生产厂矿。其主要变化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湖广总督和湖北铁政局仍然具有相当权重的控制及管理权。官督商办阶段，汉阳铁厂的督办盛宣怀与湖广总督都是重要的高层管理人，盛宣怀掌管运营大权，但是要受湖广总督的节制及监督，武汉此时仍然承担着重要的管理中枢职能。督办“由有股众商公举，湖广总督奏派”。用人与理财、生产经营的规划布置、机器的添设、款项的筹措等一切事宜，“均由督办一手经理，酌量妥办”，但“随时择要禀报湖广总督查考”。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已由商办，但这一阶段对人员的赏罚依然带有明显的官场气息，“三年后如有成效，应请准照漠河金矿之例，分别异常寻常劳绩，择尤酌保数员”，如果查出犯了大错，“有职者详参降格，无职者送官惩治”。厂矿与人员的地方安全及交涉问题，由官方派营勇保护并铁政局从中协助。⑩铁政局依然是湖广督臣操纵控制及了解汉阳铁厂的一个重要渠道，依然承担着煤铁开采运转过程中与地方交涉的职能。“清理款目事件”也属于铁政局的管辖范围，“仍旧归原派司道总办”。(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