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教育学:一种富有争议的方式 在目前的背景下,就全球教育界而言,批判教育学仍然是一种富有争议的方式。它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强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在不自由的地方看到自由,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成就存在巨大鸿沟的地方看到平等,在存在剥削的地方看到公平。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D.)在战略上采用“煤气灯式心理操纵”(gaslighting)①,使他的支持者准备好质疑客观现实,并认同他当时背信弃义的断言。这导致了在后真理政治氛围中出现虚假新闻和“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②的现象,并使人们相信,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等于是说真话。这个世界被认为是意见过多的世界——相比在个人意识形态舒适区为自己的意见盲目辩护,有能力提出论点并判断哪些论点最有意义居于次要地位。这导致了对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压制,使异想天开式思维和神秘思维(它不需要经验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与承认客观的、物质的外部世界的辩证推理平分秋色。即使是对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乔姆斯基(Chomsky,A.N.)而言,从所有的观点、表象和假新闻中挑出真相也并非易事。极右运动宣扬白人民族主义,并包含许多新纳粹特征,这有助于在特朗普的周围形成一种狂热崇拜。极右势力穿着黑色和黄色的佩里牌高尔夫球衫徘徊在人类文明的边缘,舒适地隐居于秘密会所,他们充当通过阴谋论混淆是非的商人,并使仇恨在红迪网③和4chan网④的阴影之下蓬勃发展。向那个戴着魔法帽(MAGA hat)⑤的愚蠢、喋喋不休的老唯我论者致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为创造批判和分析的思想环境的教育家感到悲哀。 我们想强调,批判教育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封存在学校教育中的方法论。它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套简单的或主要的教学程序或分析步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被称为批判性思维的领域。它更关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当然,它确实寻求通过辩证推理、否定之否定,以及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训模式来解决矛盾。 二、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威权式民粹主义 当我们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下,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批判教育学呢?批判教育学在当前的历史关头面临着巨大挑战,其特点是威权式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特朗普总统不过是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表现。批判教育学面临的这些挑战包括:目前在大学校园里关于仇恨言论的分歧;毗邻社区的右翼影响日益扩大;仍生活在冷战反共政治枷锁中的大学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过激态度;中间派学者的盛行,他们对知识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感到不安。同时,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在当前白宫政府“墨菲斯托菲林”(Mephistophelean)⑥式的领导下,专制主义笼罩着这个国家,它现在作为威权式民粹主义的化身,在美国的道德苍穹上划出了一道指向暴政的弧线。但对人类未来的严重威胁不能仅仅归咎于对如王鱼(Kingfish)⑦般的亿万富翁的卑躬屈膝,而且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威权政体间的区别日渐缩小的世界秩序的出现。人们见证了最近欧洲和拉丁美洲威权式民粹主义政权的崛起。[1]在这里,我们既看到社会军事化的增加,也看到监视审查文化,这体现在世界各地正在发展的日益复杂的人口监控方法,例如用于监测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的地理围栏技术。 (一)“美国梦”与“美国例外论” 公共教育逐步灌输的道德公式和伴随而来的教义问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毅力获得成功——已经被当代大学生揭露为关于资产阶级命运的包装好的历史叙事。虽然政治右翼人士吹嘘特朗普减税导致经济增长,但仍有2700万美国人缺乏医疗保险,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削减预算影响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这一现实导致许多大学生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特朗普的政治挑战者桑德斯(Sanders,B.)。像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一样,年轻的一代明白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就像美国的噩梦,新成立的青年组织正在利用发展中的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挑战主导议题,如精英统治的辞令巩固了“美国梦”的神话,这一神话自美利坚帝国成立之初就渗透在其文化之中。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例外论”的主张仍然在美国政治中盛行。人们相信,美国受到上帝和历史的宠爱,因此有权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之外采取行动。这一想法在共和党人中仍然根深蒂固。此外,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宣称“世俗主义”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特朗普是上帝的“天选之子”,他将扭转这一趋势,并将白人基督教福音派重新置于政治主导地位。[2]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基里尔宗主教(Patriarch Kirill)将普京(Putin,V.)描述为“上帝的奇迹”,这只会强化基督教作为国家权力有力捍卫者的刻板印象。阴谋论比比皆是,许多阴谋论的目的是让美国白人担心,他们国家的未来受到来自南美的非白人异教徒移民和难民的威胁,这些移民和难民被认为是社会大厦上的污点。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参与移民辩论的时候,这些辩论往往会导致原本善良的人做坏事,因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神化”了威权政治,并赋予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以神圣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法西斯政权,如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F.)政权,都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当然,解放神学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因为解放神学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的。 (二)粗暴民族主义与“白人种族灭绝论” 今天,我们仍然被政治内讧撕裂,被古老的部落分裂区隔。在当代的政治舞台上,这种对派系的痴迷依然存在,并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复刺激下继续活跃。当前,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政权依旧盛行,在民族主义动机的烟雾中,总可以发现种族主义的火焰。它在我们的历史上根深蒂固。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特朗普宣称杰克逊(Jackson,A.)是他最喜欢的美国总统。这位总统是他那个时代的特朗普,他认为存在“超出人类法律范围”的环境,使得土著印第安人不可能在“文明社会”中繁衍。他把这个想法用一项不人道的总统指示武装起来,迫使土著印第安人群体向西部迁徙,由此导致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杰克逊假借“伟大的灵魂”(Great Spirit)⑧,以敦促美洲原住民默许他的指示,在历史回顾的光辉照耀下,体现了英美殖民主义残酷傲慢的羞辱。这种隐晦的威胁所反映的道德瘟疫,将人性最坏的一面视为爱国主义。这导致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被联邦军队从他们出生的土地上赶走。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得不在军队的仓库里露营,被迫向西迁移,许多人徒步前进,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煎熬,在严寒中持续了四个月,数百人在迁移的途中丧生。杰克逊对待土著民族的行为极其无端,这可以与特朗普视攻击非法移民为享受相提并论,因为他将自己内心的差异投射到最脆弱的人群身上,这是美国另一个版本的“白化”熔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