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0)03-0076-10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学术界所感知。这一意识随着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而得到加强。习近平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346此后，“学术话语”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出现了较多的总体性或者学科性的反思成果和建构尝试①。 当下有关中国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大部分停留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反思和建构上，有关学术话语的基础理论研究屈指可数。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对学术话语的原理性知识缺乏理解，有关本土话语体系的反思和建构也就失去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政治学作为基本学科依托，就话语分析的兴起和策略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出于加强本土话语建构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目的，本文希望引入话语分析方法来提升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自觉性。同时，本文不是对特定思想家或特定流派观点的简单综述，而是在综合并审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从“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次”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阐明话语分析的主要策略。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维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话语表达的最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西方话语分析理论的综合。 1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 与政治学科中的很多研究方法类似，“话语分析”方法也是近年来从其他学科延伸到政治学领域的。从兴起的背景来看，“话语分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韦伯的诠释社会科学思想，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有关语言与存在的论述，以米德(G.H.Mead)、温奇(P.Winch)等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索绪尔(F.Saussure)、雅各布森(R.O.Jakobson)等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以福柯、德里达(J.Derrida)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传统等，都与“话语分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5-6。20世纪中晚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高校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他们从“话语”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并广泛地从上述理论传统中吸取营养，致力于建构起系统化的“话语社会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话语分析开始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最先兴起于语言学领域，但随即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这一研究方法也扩展至其他学科，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整合了两大流派的优势：一是以对文本和谈话结构分析为基础的“语义语言学”，它侧重于文本生产和文本解释过程，以辛克莱(Sinclair)、库尔萨德(Coulthard)等人作为代表，这一流派受索绪尔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影响较为明显；二是以对文本的功能分析为基础的“批判话语分析”，它侧重于分析话语所发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以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哈贝马斯等作为代表，这一流派受批判社会理论的影响较为明显[3]1-4。在综合这两大流派优势的基础上，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迪杰克(Dijk)等人系统地建立起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话语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话语分析”主要建立在这几个原则基础上：第一，话语是社会世界的“意义”表达，反映了社会世界的价值、信仰、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事实；第二，秉承前一点，既然话语是社会世界的现实体现，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话语来理解社会世界；第三，话语与社会世界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即话语的形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话语又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建构者[3]62-65；第四，政治因素在话语分析中居于首要地位，即话语的形成、结构和变迁等问题反映了相应的政治问题[2]9-10。例如，话语的争夺体现了政治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新话语体系的建立则反映了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等。当然，这些仅是话语分析的原则性立场，每一种原则下面都蕴含着更加精致的理论解释。当前，话语分析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但由于研究立场的差异，不同学者在话语结构分析、话语过程分析、话语功能分析等方面通常各有侧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将话语分析延伸至政治学领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一点反映在晚近出版的有关话语分析的主要工具书中。例如，在贾沃斯基(Jaworski)和库泊兰德(Coupland)编辑的《话语读本》(The Discourse Reader)中，以及在威灵(Willing)编辑的《应用话语分析》(Applied Discoursed Analysis)等工具书中，其章节的撰写者尽管不乏一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但重点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将话语应用于广泛的社会过程分析，很少有人聚焦于政治学主题的研究[4]。在将话语分析延伸至政治学研究方面，霍华兹、诺维尔、斯塔夫拉卡基斯以及迪杰克等人进行了开创性尝试。前三者不仅在埃塞克斯大学建立起“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生项目，指导研究生从话语角度进行比较政治分析，而且还出版了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建立起明确的话语分析范式，而且还应用于解释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北爱尔兰的政治事件[2]。迪杰克也出版了大量话语分析著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权力”“控制”“种族”“意识形态”等政治学主题做出解释[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