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0)03-0062-14 探讨学科话语的自主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自谋发展时自我反思与建构的必要环节，更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者们的重要任务。对话语遗产的反思是话语重新建构的一种前提和基础，反思愈深刻，建构愈牢固。建构新的政治学话语需要充分反思话语遗产的生成与变迁机制。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渐恢复与发展的。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80-181从此，政治学者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各重点高校率先尝试恢复学科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动学科话语的组织化与制度化进程。 至于政治学学科如何建设与发展，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话语，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方向与操作指南。但中国政治学者共同恪守的一条政治底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164，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立国之本，现代化建设是强国之路。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政治学重新恢复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必须处理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竞争的两大话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革命话语与西方政治学的现代化话语。改革开放之后，这两种话语一直在政治学学科话语范畴竞相发展，见证了学科话语的变迁轨迹，推动着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与发展。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不可绕过的历史遗产①。 那么，学科恢复以来，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如何体现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中，如何理解其内在竞争的变迁路径？本文试图以政治学专业的导论性教材为例，展示两种话语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竞争性更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这种更替路径提供话语机制的解释，把中国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变化置于“中国特色”的话语结构之下，更宏观、更深刻地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程，更明确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表明政治学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更新将长期面临严峻挑战，需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自主的“话语之路”。 1 两种话语的竞争性及其教材呈现 在福柯看来，话语由一组可以用来言说和陈述的符号序列构成，陈述主体在特定场域以语词、概念、术语等语言符号，规律性地、系统性地表达意图与目的[2]26。陈述主体以若干话语单位来建构话语结构或体系，而后者也通过话语单位来限制陈述主体的思维空间与行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学科话语意味着专业人员根据知识生产分工，利用、创造、阐释或接受一组语义清晰并彼此关联的概念与专业术语集群，形成特定的语义结构和特定对象的指涉符号，构成不同组别的特定话语单位，并在话语结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政治学者群体作为专业的陈述主体，继承、创造、传播和接受自身学科知识和话语的规范训练，并以此为言说与书写的交流方式，描述、阐释、解释和分析具体的政治现象，传播政治知识与政治理念，建构或规制政治权力。 那么，如何在经验操作上把握政治学的学科话语呢？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原初理解，政治学即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科学[3]3-4，因此可以将政治学的议题范畴划分为三个基本环节，即政治主体(谁“追求”)、政治过程(如何“追求”)和政治理想(“最高善”是什么)。相应地，我们可以策略性地把政治学话语划分为政治主体、政治过程、政治理想三个话语单位来理解。作为话语的表现形式，每一个话语单位由不同的政治议题、政治概念与术语组成。当然，政治学话语的形成关键在于作为陈述主体的政治学者群体，政治学话语的有效运转在于三个政治话语单位之间的关联、协调与结合，以及核心概念与专业术语及其指涉对象在不同话语单位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纵观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成熟的学科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为主导的现代化话语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革命话语，在国际学术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二者所表征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规范均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形态的裹挟，彼此相互竞争，甚至陷入激烈的斗争。革命与现代化作为一组相对立的话语范畴，具体区分很复杂，因为现代化作为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可以通过革命方式来实现，比如英国、美国与法国的早期革命[4]，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现代化，如中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革命。但进入20世纪中后期之后，尤其是美国与苏联主导的冷战时期，革命与现代化发展成为两种对峙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其中，“现代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事实上升为理论和意识形态，不仅对现代化过程有着明确的价值标准与单一导向，以此来规范和评价世界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态，指导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并推向全世界[5]。其话语形态可以通过一系列关键的概念来表现，比如“发展”“沟通”“妥协”“整合”“理性化”“官僚化”，等等[6]。同样，革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发生的抗争和反叛事实，而是上升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并且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苏联以革命理论与话语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并成为其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原则与政治信仰。因此，“阶级”“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基本概念可以充分表征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中国语境中，革命话语尤其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