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铸“知识公器”和闪耀“文化灵光”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峻杉(1981- ),男,山东威海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北京 100048;侯前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时代的德育研究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功能,并加以方法论层面的优化。“知识生产”的视角发人深思,但其暗含的对差异性和原创性的追求,可能会把德育理论研究带往一条“知性”路线和碎片化的境地。寻找其他可兹补充的视角或功能描述,从而形成整全的视域,就成为值得探索的问题。先秦时期的“文化”意涵以及当代中国鲁洁教授等学者的德育研究,都启迪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的可能性。文章将区别于“知识生产”视角而反映“文化”传递路径的视角,概括为“文化诠释”,其强调的内容,既有根植于人类文明基础的宏大视野和境界本根之论,也有直指人心、精微灵动之“文光”。“知识生产”与“文化诠释”这两种视角相映成趣,对其来源、目标、相关隐喻、功能、评价标准等的对照比较可以将这两种视角的特点和价值阐释得更为清楚。这两种视角也反映了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或取向需要相互关联和彼此圆融。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0)01-0033-0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德育研究领域有过一场关于德育功能的大讨论,学者们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了丰富的建构和论辩。[1]2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的发展对德育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和挑战。新时代的德育研究应该更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深刻反思自身理论研究的范式和功能,并加以方法论层面的优化,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实现自身的意义。[2]从“德育”有什么功能到“德育理论研究”有什么功能,两者既有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这有点像哲学中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换。本文从德育理论研究的“知识生产”视角开始,分析其价值和局限,进而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即“文化诠释”视角,希望通过两者的比较与功能分析,引起研究者对德育理论研究的根本功能及其路径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一、“知识生产”视角的价值和局限

       当人们感慨当代学术研究“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在很多问题上依然“知识匮乏”的时候[3],“知识生产”这个概念的出现和使用让人耳目一新。之所以如此,可能与“知识生产”自带的本质追问有关。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可以算是一种“知识生产”,就是要填充知识的空白,优化原有的知识结构,带来新的启迪和可能性。而且“生产”这个词会天然地与质量和功能联系在一起,并激起学术研究者们的反思:“我们发现或生产了什么?是相对哪个知识体系而言的?其质量怎么样,有什么启发或有什么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生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能够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和所在领域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式,从而有可能从研究的“数量涌动”中抽身出来,探索“化茧成蝶”般的某种飞跃。

       (一)“知识生产”视角带来的好处

       “知识生产”这个概念包含了知识的连续性与体系性、知识的创新性、知识的价值性等前提,同时又与知识的生产方式、“谁的知识”等知识社会学问题相关。[4]“知识生产”强调了知识的积累,而积累需要建立在回顾、反映、比较、审辨的基础之上。“知识生产”质疑“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因为后者很难激发研究者之间的对话,难以起到真实的“知识生产”的作用,正如商品如果没有交换就很难充分实现其价值。因此,“知识生产”既包括了创新取向的单点突破式研究,也包括了以达成共识为取向的协商整理式研究。[5]“新”只是“知识生产”视角下研究价值的体现方式之一,而实质上能带来什么样的理论贡献和基础性支撑,也是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创新突破和价值的真正实现,都需要构建在共识牢固、知识基础扎实的前提之上。

       对于德育理论研究来说,“知识生产”同样具有自我审查般的省视功能。就德育理论建构而言,我国德育研究无论是通过本土创生还是引入消化,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其中的关键概念、核心命题、理论线条、知识谱系如何,可以支撑起德育实践中的哪些根基,哪些得到了实践检验而哪些还只是理论构想,知识分布是否合理,还欠缺哪些方面的知识,当下或未来需要重点探索哪些问题,以及研究者是如何构建德育知识的,还存在哪些不足,如此问题,都可以在“知识生产”的视角下展开反思和讨论。这样的回顾和探讨,将有助于德育理论研究去芜存精,夯实自身基础,形成研究合力,达成宝贵共识,减少重复性研究,促进方法论自觉。

       (二)“知识生产”视角的不圆满

       “知识生产”这个概念似乎如此简洁有力而直指核心,那么“知识生产”足以概括德育理论研究的本质吗?这意味着,以“知识生产”的方式追求新知、传播新知,足以充分地、实质性地完成德育理论研究的使命吗?

       这其中让人纠结的地方可能在于,一方面,作为理论研究,如果其不能带来新知,尤其是关乎“如何育德”这一德育根本性问题的有价值的新知识,而只是重复搬运或装饰式更新人们已有的常识,从“知识生产”的意义上看算不上是真正的德育“研究”,毕竟“研究”往往意味着问题、方法、过程、结论等。另一方面,道德教育是关乎人心人性的,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多是关乎“认知”的,往往强调理性、普遍、客观、循证等,其发挥功能的路径大概可归纳为“以智启德”,而除此之外,似乎只剩下艺术类、文学类作品才可能是直指人心,给人以直接的心灵力量。所以矛盾就出现了,似乎德育理论研究要么囿于“知性”和学术论文的规范性而难免与道德人性产生隔阂,失去了有温度的道德感染力和灵动性;要么囿于“德性”和“个体性”阐发而与公共理性产生距离,从而不容易被认为是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来调和一下这个矛盾,即德育理论研究应该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展开,而具体的德育实践则应该有暖有热、有情有趣并展现人性的光辉。但是这种调和无法圆满,德育实践中的“光”和“热”从哪里来呢?德育理论研究不应该成为德育过程中承载与传递人性光芒与能量的一个关键环节,并成为德育实践的精神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吗?

       由此可见,虽然“知识生产”这个概念以及其隐含的研究范式能给德育理论研究带来很多启迪,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疑惑和遗憾,而这种疑惑可能暗暗地与德育研究本质中的某些部分紧密相连,值得我们耐心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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