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英语学术界获得较为独立的发展。而在美国人类学界，时至今曰艺术人类学的提法依然缺少普遍的共识。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或者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是以“人类学”为基础，“艺术”为其发展。要比较全面地把握艺术人类学在当代英文学界状况，首先要理解当代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论上所经历的发展和调整。与强调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艺术”维度不同，本文希望突出艺术人类学的“人类学”面相，即将有关英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放回到人类学学科的史论经纬中进行考察。 在英国人类学界中，以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为代表的审美—艺术人类学是倡导从美学维度入手对艺术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支流派。①这一“审美一社会”的研究范式是当代英国艺术人类学知识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修建主编的《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中收录了墨菲的《艺术即行为，艺术即证据》和《艺术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当代实践的反思》（与帕金斯合写）两篇重要论述，较为宏观地呈现出了墨菲对艺术人类学发展史和理论建构的独到分析。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墨菲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作为个案，以点带面地讨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三个重要议题：英国艺术人类学小传统与其社会人类学大传统的关联，英国艺术人类学和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异同，艺术人类学背景下民族志方法论的重构。 一、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和危机 当我们浏览英国各大学人类学系网站时，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英国人类学系并没有美国人类学研究四个领域（four fields）的区分——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而几乎清一色注明是社会人类学。2012年学术出版界巨头赛吉出版集团（SAGE）出版了两卷本、一千多页的《SAGE社会人类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邀请社会人类学研究各领域中的代表学者撰写各个部分，话题涵盖了人类学跨学科研究、不同地区社会人类学研究、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发展未来等四大方面。《手册》邀请了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约翰·卡马洛夫（John Comaroff）和简·卡马洛夫（Jean Comaroff）这对学术伉俪共同撰写前言。在这篇名为《有关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人类学思考》的前言中，两位学者指出，英国人类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对宏大理论的谨慎，在方法上对以民族志为本的经验/实证研究的坚持，以及研究对象上对社会关系的情有独钟。这一英国性，如果从一个批评的角度来看，就像G.P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h）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考虑到英国社会人类学对文化的漠然，他们对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痴迷，他们对共时态而非历时态的关注，以及他们对社会结构和关系普遍规律的追求，使得英国社会人类学根本无法与社会学区分开来”。因此“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学家”③。 英美人类学研究中的门户之别需要专门的著作进行梳理分析，因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在这一部分，笔者希望借助卡马洛夫夫妇的前言，简述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以及这一研究传统在当代遭遇的学科危机。因为正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危机构成了英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语境，同时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墨菲等一批艺术人类学家的研究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以说要理解以墨菲为代表的英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以及理解英国与美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差异，就必须先要对社会人类学的思想传统有一个准确把握。 20世纪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两位人类学研究革新者所塑造。马林诺夫斯基将长期田野调查引入了人类学研究中，将经验观察作为一个无限靠近“在地人视角”（native' spoint of view）的方法，去理解在地社会内在的逻辑。在长期田野调查和在地人视角之外，另一个塑造了英国人类学研究取向，却较为隐秘且常不被人注意的因素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秉持的中欧文化主义观点（Central European culturalism）。他认为“整个世界可以视为是边界清晰的不同自足文化体”组成的，对这些自足文化体，特别是“原始”部族文化的研究就形成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原始社会学”倾向。④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拉德克利夫-布朗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那些“原始文化体”的社会制度上。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他希望“发现”在地社会进行自我生产活动之下所隐藏的“关于秩序的‘永恒原则’”。 正是经由这两位功能主义人类学先驱开创的道路，英国社会人类学发展出了它自身的独特知识生产方式，或者说一种社会认识论：这一认识论认为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研究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关键；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以被细分为对一系列基本单元的分析，例如宗教、亲族制度，以及本文所关注的艺术；对这些基本单位的分析必须是基于严格和系统的经验观察，从内部视角来理解在地社会运作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以外在的理论视角来解读社会现象。 不论是整体的英国社会人类学，还是社会人类学范式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都提倡一种比较视野，认为不同社会的运作机制中具有相互比较的可能。不过这一知识生产的方式在学科体制内也形成了“民族志个别主义”（ethnographic particularism）的倾向，即强调具体社会的独特性、自足性和完整性，将某个在地社会的思想观念视为对该社会内部独特关系的反映，而警惕将这些观念和社会关系予以普遍化。到了20世纪晚期，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西方和非西方，甚至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分越来越难以维持，独特性逐渐被共通性所侵蚀，这一新变化对脱胎于“原始社会学”的民族志“个别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引起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身份危机。卡马洛夫夫妇就指出，很多英国人类学家似乎相信，全球化“正在逐渐蚕食和抹去的不是那些非西方社会的在地成员，而是社会人类学家这个职业。这门学科已经失去了它的根本目的（raison d'etre）”⑤。这一多少带有反讽意味的哀叹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社会人类学在对非西方部族社会研究中所带有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文化主义”和“民族志个别主义”的印迹。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文化的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人类学学科研究范式危机这两方面构成了理解同一时期艺术人类学在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新一轮发展的关键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