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农业是国之基、民之本，是一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出于农业问题转变、农业目标调整、农业保护的政治诉求等综合考虑，农业政策亦随之由工业化初期剥夺农业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支持保护农业转型[1-2]。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政策组合、执行效果评价、调整动态及其趋势，目前学术界大多从发达国家经验的视角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农业政策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因为它们代表了当今世界农业支持保护的3种模式。例如，吕晓英和李先德[3]、齐皓天等[4]具体研究了美国农业政策的演变、改革与发展历程。美国农业政策目标、手段和工具，与其《农业法案》密切相关，并伴随着政策环境变化而调整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重视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价格补贴或产量补贴，目前已经转向引导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政策，更加注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保险补贴等。芦千文和姜长云[5]、崔海霞等[6]分析了欧盟农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演进与发展。研究显示，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经历了从关注共同农业市场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到重视农村农业综合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发展演变，其政策工具多样、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平力群[7]、胡凌啸和周应恒[8]等探讨了日本农业政策的最新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保护、高补贴为主要特征的扭曲型农业政策相比，当前的农业政策制定更加注重法律约束力，同时将经营规模、农业继承人、农业贸易政策和国内支持等问题统筹考虑在内。与此同时，农业政策改革调整还会受WTO规则的影响，如美国、日本在履行《农业协定》承诺后，大幅降低农业支持保护水平，以绿箱政策替代之前对市场扭曲效应较大的黄箱政策[9-10]。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现有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研究更多关注发达经济体，近几年对中国[11-13]、俄罗斯[14]、巴西[15]等新兴经济体[16]的研究亦有所增加，但对金砖国家以外的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考察偏少。鉴于此，进一步探寻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路径及其共性规律，不仅能为发展中经济体农业政策的改革完善和调整转型提供指导，更能为后发的低收入经济体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2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通过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中等收入经济体①覆盖面更为广泛，包含104个国家和地区，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达28.7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6％；人口累计达55.5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74％；人均国民收入平均4940美元，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只相当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2％。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1167美元、2010年的3585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940美元；2015-2017年(3年平均，下同)城镇化率已提高到51％，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下降为8.7％；但农业仍然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农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27.8％，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国际经验表明，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政策亦随之实现了从农业剥夺向农业支持保护的重大转型。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1970年以前GDP增速保持在8％以上。与之对应，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其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农业部门实施灵活多样的价格支持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农业生产发展[2,17]。20世纪50年代初，韩国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在接下来30多年间经济增长极为迅速，人均国民收入在1995年达到11600美元，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韩国同时完成了对其农业政策的调整转型，多种农产品的支持补贴水平大幅提高，有力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1]。今后一段时期，中等收入经济体伴随其经济持续增长，其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何去何从，值得进一步考察和探讨。 如何有效测度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和保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了一套用于监测农业政策改革进展及其成效的方法，并构建了以生产者支持估计、消费者支持估计、政府综合服务支持估计和农业支持总量估计等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应用于OECD成员，还将巴西、中国、南非等非OECD成员纳入考察监测范围[18-19]。这其中既包括了美国、欧盟、日本等高收入经济体，也包括了土耳其、墨西哥等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及俄罗斯、南非、巴西、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除新兴金砖国家之外，墨西哥、土耳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是OECD农业政策改革进展监测的发展中经济体，过去40年间其经济社会取得显著发展，2015-2017年4国人均国民收入分别达到9160美元、11387美元、6437美元、10790美元，已经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4国农业增加值也持续快速提高，农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例不断下降，1991-2017年分别减少了14个、28个、11个和14个百分点。鉴于墨西哥、土耳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过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故选取其作为研究样本，并应用可进行国际比较的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探究这一特征组国家的农业政策改革进程及其可能的共性特征。 3 中等收入经济体农业政策的支持水平与扭曲效应 3.1 农业支持总量(TSE)水平 从农业支持总量水平观察(表1)：①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农业支持总量较基期有显著上升，但近年都处于持续下降阶段。其中，土耳其从1986-1988年的46.4亿美元上升至2009-2011年的233.2亿美元，哥斯达黎加从1995-1997年的0.9亿美元上升至2010-2012年的5.6亿美元。此后都开始下降，2015-2017年分别降至186.6亿美元和4.7亿美元，但都显著地高于基期水平。②墨西哥农业支持总量水平持续下降，由1991-1993年的103.4亿美元下降至2015-2017年的60.9亿美，其中1995年曾因金融危机急剧降至71万美元。③哥伦比亚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其农业支持总量先由1995-1997年的37.6亿美元降至2002-2004年的22.3亿美元，此后增加到2011-2013年的70.4亿美元，近年来再次降至2015-2017年的37.8亿美元。这些变化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支持总量水平并不稳定，最近都进入阶段性“减降”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