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9)09-0107-14 东汉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寺院经济的支撑。寺院经济强弱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反映了佛教势力的兴衰，而寺院经济的样貌也是佛教传承发展样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严格整顿和限制政策，尤其是限制寺院经济发展，因此明代寺院经济衰微，佛教也处于不振境地。由寺院经济一斑，可窥佛教样貌的全豹。 学界对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学者对寺院经济内部变化、寺院阶级结构及依附关系、寺院财产占有性质、寺田经营方式、僧尼赋役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析，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著。但迄今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魏晋南北朝、唐宋元各代寺院经济，而明代寺院经济除个别论文外，缺少深入研究。①笔者研究明代佛教史，并点校出版明人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②该书详细记载了明代后期南京176所佛寺各方面情况，是一部明代南京佛寺总志。该书卷50《各寺租额条例》记载了明代南京八大寺“公田”(寺田)、租税及其经营状况，并附录近三十件围绕寺田租税纠纷与诉讼的判决文书，在明代佛教寺院经济史料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即以南京八大寺公田租税纠纷与诉讼为中心，探讨明代南京佛教寺院经济，借以揭示全国寺院经济状况。 一、明初南京八大寺修建及其公田 经历近二十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中国各地佛教受到重创，寺院残破废坏，“多化为煨烬之区，而狐兔之迹交道”③。南京佛教也不例外，“兵燹圮毁之余，原野寥廓，钟声罕闻”④。明初定都于南京，明太祖、明成祖都崇奉佛教，同时又深谙佛教有“阴翊王度”作用，因而运用国家力量，新建、重修了一批佛教寺院，⑤以灵谷寺、天界寺、报恩寺为首的南京八大寺作为国家寺院。 (一)明太祖修建南京五大寺 明太祖在元末曾出家为僧，崇信佛教，建国后在南京建立了以灵谷寺、天禧寺、天界寺、能仁寺、鸡鸣寺为代表的国家五大寺。 灵谷寺本是南朝梁武帝为神僧宝志所建塔院开善寺，在钟山玩珠峰阳，宋代改称太平兴国寺，后称蒋山寺，是南京古寺名刹。洪武九年(1376)，蒋山寺住持仲羲因寺中宝志塔“前瞻宫阙，仅一里许”，感觉“非惟吾徒食息靡宁，亦恐圣师神灵有所未妥”，奏请迁寺，明太祖立即同意。实际上，明太祖下令迁建蒋山寺，是他看中寺基，欲在其地建设陵寝。他先命寺徙于钟山左胁朱湖洞南，并以旧太庙所遗材木施之，又遣亲军五万余人徙塔附寺。寺将成，有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宜”。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有旨舍其旧而新是图”，重择寺址于京城东南独龙冈左，并“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⑥。一年以后，寺成，赐额“灵谷禅寺”，“为天下丛林之首”⑦。寺原址建为明太祖孝陵，新建的灵谷寺与孝陵相距不远，后成为其香火院。 天禧寺前身是晋初所建长干寺，在城南聚宝门外古长干里，是南京历史上第二所佛寺，宋代改名天禧寺。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件后，明太祖认为“七朝居是土者，皆臣愚君者多矣”，而其原因则是“虎方坤位，浮图太耸”，因此下令将天禧寺阿育王塔移置钟山之左。不料，工程将完，有工人坠塔而死，明太祖以为神异，遂令停止移塔。不久，工部侍郎黄立恭奏准修塔。三年后，工成，天禧寺也得以增建，“大雄之殿、僧房、两庑、重门楼观亦皆备矣”⑧。 天界寺原名大龙翔集庆寺，在城中闪驾桥北龙河，为元文宗图帖睦尔“潜宫”改建，是元朝后期南京首刹。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为“大天界寺”，命高僧慧昙“主之”。洪武元年，明太祖命即寺开设善世院，为最高僧司衙门，御书“天下第一禅林”赐寺⑨。洪武四年改曰“天界善世禅寺”，五年又改为“善世法门”⑩。洪武十五年，改设的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仍置于寺内。至洪武二十一年，寺毁于火。明太祖谕曰：“佛氏以清净寂灭为教，建立佛刹，不宜于城市圜圚中，与民居混，秽浊喧嚣”。住持宗泐推荐城南聚宝门外二里凤山为新址。明太祖敕锦衣卫官督役重建，“所用一切材料、工佣之费，尽出公帑”，“寺宇之清洒开廓，比旧倍焉”(11)。寺成，“仍旧额曰天界善世禅寺”(12)。 能仁寺本是南朝刘宋所建报恩寺，在古城西门。北宋政和时改“能仁禅寺”。洪武十五年五月，明太祖下令将全国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类，使僧人各务本宗，“见除僧行果为左阐教，如锦为右觉义，前去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凡京城内外大小应付寺院僧，许入能仁寺会住看经，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问罪”(13)。能仁寺被设为京城唯一瑜伽教寺，住有僧官，聚居教僧，专为百姓人等举办瑜伽法事。洪武二十一年二月，能仁寺“毁于火，主僧行果请徙今地”，即城南聚宝门外二里广福山，“诏从之”(14)。 鸡鸣山古称鸡笼山，在南京北城金吾后卫地，西晋永康年间建有佛寺，明初“迄无遗址，题识间存”(15)。洪武十八年，明太祖在此建鸡鸣寺，“以祠梁僧宝公”(16)，即用来祠祀自灵谷寺迁来的神僧宝志全身舍利，所谓“迁灵谷寺宝公大师法函，瘗于[鸡鸣]山峑，建塔五级，每岁遣官谕祭”(17)。 至此，国家五大寺先后建立。它们皆由国家修建，规模巨大，住持均为僧官，由国家选任。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有旨：“灵谷、天界、天禧、能仁、鸡鸣等寺系京刹大寺，今后缺大住持，务要丛林中选举有德行僧人，考试各通本教，方许着他住持，毋得滥举。”(18)国家举办佛教法会也主要在五大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