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5-0069-07 一、从反思对韦伯的批评开始 本文讨论的问题，既是起因于对韦伯合法性问题在经验化、本土化方面的延伸思考，也是因反思学术界对韦伯的某些批评而起。 众所周知，韦伯提出的合法性问题因揭示了政治统治现象中的“自愿服从”的客观事实，从而开启了政治学中的合法性研究这一重要领域。但韦伯提出的合法性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比如韦伯强调，为了获得“自愿服从”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任何统治者都“试图唤取”人们的合法性信念。但对于统治者是如何“唤取”这种合法性信念，被统治者又如何会认同这种合法性信念而自愿服从的问题，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从而很容易使他遭遇类似这样的诘难：为什么被统治者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甚至有人不无尖刻地质疑：难道政治制度史成了“奴才对主子”表示爱情的编年史？①而在另一些学者如哈贝马斯等看来，韦伯只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种持续存在的政治统治，都需要被统治者最起码程度的自愿服从，而他们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由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了被统治者心中的某种价值观或信念标准(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从而把现存政治统治视为“值得”或“应该”服从的，即赋予政治统治以某种合法性或正当性。因此，他们批评韦伯只是描述了政治中存在的合法性事实，而回避了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合法性信仰背后有无客观的智识基础或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看到在民众的支持、自愿服从背后，存在着统治者利用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操纵、欺骗的问题，似乎任何一种政权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忠诚，就有合法性，从而合法性问题没有什么客观基础或理性基础。② 审视双方的观点就会发现，韦伯之所以招致这样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和批评者们并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同。韦伯主要是站在客观、价值中立的立场去思考合法性问题，并且也只是在探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服从”现象时，一步步地追问到合法性问题，他没有、似乎也不打算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这就让后来的合法性研究者很容易看到韦伯的粗疏之处；尤其对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者来说，则是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价值关怀，以类似黑格尔那种代表绝对理性的“哲学王”姿态，想要超出各个具体的政治体系之外，为合法性找到真理或理性的基石，确立起普遍标准或价值基础。但是，第一，正是韦伯这样的提问方式，才使得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开放的、具有学术延展性的、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后来的学术界正是从韦伯合法性概念出发，不断引申出诸如合法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价值规范与合法性事实的关系、散布性支持与合法性关系、合法性危机等问题。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韦伯提出的合法性问题，可能远非批评者所说的那么简单，韦伯和哈贝马斯这类批评者之间的分歧，也远非这些批评者自己所理解、所声称的那样大。因为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性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产生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唤取”即合法化努力；另一方面是被统治者依据某种信仰基础(价值规范)而产生自愿服从。同时他还指出，由于合法性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③这就意味着，虽然任何一种政治统治都会努力“唤取并维持”某种合法性信仰，进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合法性，但是各种政治统治之间的合法性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样，民众心中的合法性信仰并不是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操弄的，他们的“自愿服从”也不是统治者想要就能得到的，而是要根据统治者的表现是否符合他们心中的合法性评价标准(信仰)而定。也就是说，韦伯并不认为合法性就是统治者想要“唤取”就能获得的，反而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民众价值判断基础的合法性信仰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否则就无法理解：既然所有的统治者都在努力唤取这种自愿服从基础上的合法性，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甚至出现统治合法性危机？所以，基于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发现，能够引起民众自愿服从的合法性信仰，并非仅仅是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代表一定共同体利益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要求统治者必须履行相应的政治责任，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与社会成员建立互利性关系，因而对于统治者也会产生约束力。如果“抛弃了互利性原则，变成了其被领导者的陌路人的时候”，对这种政治统治的认同、自愿服从就不复存在。④总之，从韦伯提出的合法性问题出发，统治者的合法化努力，既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操控、教化的过程，也是统治者自身接受一定社会规范约束、使自己至少显得更符合这种社会规范的过程。 反观哈贝马斯等人对韦伯的批评和质疑，尽管表现出某种深刻的批判意识，但是他们既想为合法性找到一个普遍的价值基础，又不得不诉诸思想家个人的价值判断与主观建构(尽管他们也强调要以“客观”的真理或理性为基础)，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不同价值观之间见仁见智的“诸神之争”，无法找到普遍、“客观”的合法性基础。的确，哈贝马斯曾试图以其交往行为理论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公平、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平台，形成“理想交往情境”，并且相信在语言交往中先验地存在着“理性”，这样就能使社会成员在一种开放、流动的“生活世界”中进行符合理性的讨论、商谈，从而引向“无强迫的共识”。但在现实世界中，真的会存在这种“无强迫的共识”吗？即使真的存在，它如何被表达，谁又有资格去表达这种“共识”，我们凭什么相信由某个思想家(如哈贝马斯本人)所表达的就是真正客观的“无强迫共识”，就可以避免主观的、先验的建构？事实上，哈贝马斯自己就是因为既想超越传统的理性先验论，又不得不诉诸这种理性先验论(语言交往中的理性)，同时又强调这种理性只存在于一种流动、开放的生活世界的交往过程中，从而无法说清楚：这种理性或价值规范到底有何内涵，所指何物？这样，他想要超越韦伯等而努力追寻的合法性价值基础，还是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物，从而使他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陷入无法延伸讨论的死胡同。他的交往理性被福柯、布尔迪厄等批评为“交往的乌托邦”等，确实是不无道理的。⑤ 因此，要想把合法性问题作为一个开放、可以延展的学术问题深入研究下去，还是要回到经验世界中。笔者提出的有关帝制中国君权合法性研究问题，就是将合法性研究延伸到中国本土政治经验事实的尝试。本文拟结合以往笔者对君权合法性问题这一个案的研究，⑥沿着韦伯的思路进一步梳理和澄清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合法性研究的实质或基本问题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合法性信仰基础与合法性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合法性信仰、价值规范就是现实的合法性吗？这也是韦伯没有具体讨论而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回答合法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再就是，那导致合法性事实的合法性信仰基础本身又是怎么形成的，难道它真的只是统治者任意操控的产物？换句话说，形成合法性信仰的社会条件是什么，统治者在“唤取”合法性信念进而赢得合法性的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的文化、政治体系下，其合法化的手段、策略有何差异？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研究合法性的方法论问题，或者合法性研究中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讨论和澄清这些问题，应当对于深化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丰富其中的理论与概念体系不无裨益。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形成的合法性研究的基本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