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它存在双重逻辑，一种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分析以及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阶级矛盾分析：另一种是基于对现实的人何以创造历史进行深层追溯所建构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分析。两种逻辑虽内在一致，但缘于前者借助于科学抽象更能把握历史的本质联系和深层奥秘，居于显性和主导地位，后者是隐性逻辑。这样的处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和优点，但也留下难题：社会主义政权确立，阶级对立的根源被消除，怎么来分析社会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答的课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分注意到显性逻辑，强调阶级矛盾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以中共八大决议为代表，在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确定为普遍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逐渐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既解答了难题，同时也把隐性逻辑开掘出来；然而，随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偏离了这个判断，造成巨大灾难。改革开放后，我们及时恢复了这个正确判断的指导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成功。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对隐性逻辑的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重大推进。 一、需要及其不断满足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隐性逻辑 文德尔班曾指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黑格尔和孔德的因素以其独特的方式交错于其中。”①这个指认虽比较粗疏，但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实情：马克思恩格斯在以新的方式审视历史时，有两种最基本的因素交织渗透并起了很大作用，一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另一种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观察分析。 1843-1844年前后，马克思一方面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政治书籍，另一方面接受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唯物主义和人本学，确证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所在，并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尝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虽然此时马克思也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后者作为一门深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影响的新兴科学，强调自己“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上面”②，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马克思显然看到了这一点。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哲学到感性经验论唯物主义的转变，圣西门的实证主义应该发挥过一定的作用③。圣西门(以及孔德)、古典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就强调经验事实的优先性而言无疑是相通的，三者实际上分享了广义实证主义(即强调经验材料的重要性，拒斥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一些基本要素。④《手稿》为此表扬费尔巴哈实现“真正理论革命”，具有“伟大功绩”，并专门引用费尔巴哈的话强调“感性必须是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出发”“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感性的即现实的”；同时还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还在序言中称自己是与费尔巴哈相同的“实证的批判者”。除了确认感性事实、经验实证对科学的重要性外，《手稿》还把《德法年鉴》中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而提出的“人的解放”推进为“人的科学”，其核心在于具有了鲜明的历史维度，马克思主张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即是历史的，历史成为《手稿》的一个高频词，诸如“历史之谜”“历史的全部活动”“历史的产物”被先后提出，并专门强调“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⑤人的科学就是人的历史之科学。因此，我们理解历史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必须从人出发看历史，而不能从人之外的上帝或绝对理性看历史；第二，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为此称这个思想是费尔巴哈“天才的阐述”。而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继续强调了这一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⑥ 不过，在《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费尔巴哈只承认人是感性的人，而忽视在更根本意义上人是感性活动的人，它的感性直观唯物主义既无法真正洞悉人，也无法真正把握历史，因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门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⑦所以，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真正作为历史前提的应该是“现实的个人”即处于实践活动中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由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它们是正确分析和理解历史必不可少的起点和基石。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⑧历史是人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历史，恩格斯为此称赞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⑨ 可贵的是，马克思还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推动现实的个人创造历史？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就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而利益不过是需要的社会表达，所以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形态》中也强调“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2)概言之，需要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原始动力。 因此，历史既是人的历史、人的实践活动(首要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从根本上说也是需要及其满足的历史。《形态》为此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实际上，《手稿》早就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立场上强调：“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史)。”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以“私有财产和需要”为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对立的矛盾。“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13)最终形成了“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和“需要的丧失与满足需要的丧失”之间的两极对立。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
